一、对普遍性的追求
中国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①这时正是新批评在英国的兴盛时期，而中国对新批评的了解与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和燕卜逊有很大关系。瑞恰慈曾在清华大学任教(1929 -1931) ,推广他发明的“基础英语”( Basic English )，并教授比较文学等课程。而他的批评观念也随之传人中国。钱钟书在1930年代初就论及他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 )，曹葆华在1937年译出了他的著作《科学与诗》。②燕卜逊在他的影响下也到北京大学(1937,1947一1952)和西南联大(1939)任教。现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老一代的教授仍然记得他到北京颐和园游泳以及喝醉酒后睡在床下的情形。③自然，他的批评观念也随之传人中国。朱自清当时就曾用他的复义理论解读中国古诗。④
除了瑞恰慈和燕卜逊两位新批评家外，当时中国对T. S，艾略特和弗洛伊德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时对西方文论的介绍和研究远没有达到系统的水平。而到了1940年代末期以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典型理论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典型论肇始于恩格斯致哈格纳斯的一封论巴尔扎克的信，其中他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⑤此后卢卡奇对之发扬光大，又经前苏联传人中国，成为1941〕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理论。但这和后来}脱的西方文论还有区别C
现当代西方文论通常指20世纪流行于欧美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其大规模进入中国始于1970年代末。那时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伴随着西方商品和资本的涌人，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也随之进人中国。当时的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西方文论的论文，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均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和介绍，几乎涵盖了当时流行于英美的所有流派。⑥
那么为什么在1980年代出现了介绍西方文论的高潮?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有什么关系?简单地说，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和变形促成了西学的广泛流行。不仅是西方文论，中国对西方文学文化研究的所有领域，包括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美学等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和中国本身对现代性的认同有密切关系。
中国现代性开始于晚清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主义运动。它引进了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中有关进步、发展等具有时间性的历史概念，也引进了民主、科学等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概念。当时最为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陈独秀1919年提出的欢迎“德先生”(民主)和“塞先生”(科学)到中国来。他要把这两位“先生”请进中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⑦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民主、理性、进步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看到的是这些概念的普遍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是西方所特有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思想倾向决定了当时中国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看法。各种文艺思潮均被“客观地”介绍到中国来，缺乏分析和批判。西方有关的文学批评理论也被看作是一种解读文学的普遍有效的手段，对其意识形态特征视而不见，更不要说对其地域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分析和认识。
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引进西方文论的高峰期的表现尤其明显。1980年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很多方面有极为相似之处。学界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介绍和应用。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西方有哪些先进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它们在对文学的阐释中是否有效。在1980
年代发表和出版的关于西方文论的大部分论文和著作中，以否定和批判精神为主题的少而又少。这一点也反映在对伊格尔顿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在中国大陆有3个译本，⑧是在大学中使用最多的课本之一。但是对于他的另一本著作《批评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却很少有人问津。这本伊格尔顿自己十分重视的小书至今没有一个中文译本，也很少有人加以引用。这里透露出中国读者和学者的兴趣和学术取向:我们对有关西方文论的知识性介绍、客观描述和概念解读有着浓厚兴趣。而像《批评的功用》那样侧重于探讨文学批评生成的社会原因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和阶级性的著作，似乎并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这说明了中国读者已有自己的先人之见，对普遍性的方法论的兴趣超过了对具体社会背景和理论的特殊性的分析。
这种对普遍性的重视在1980年代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广泛兴趣中也得到体现。随着形式主义文论的广泛流行，对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等概念的关注也日益加强。研究文本、研究文学的审美纬度成为一种时尚。似乎文学本身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它本身的形式结构的分析可以超越时代和国界，也可以超越一切意识形态之争。
总之，在1980年代西方文论的介绍过程中，隐藏在客观描述解读和对文学的审美、形式关怀这些观念背后的是对普遍性的追求。人们热衷于理论的应用、文本的细读，对一切新的方法和观念兴奋不已，却忽视了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而实际上，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 After Theory 2003 )一书已经告诉我们，西方文化理论的兴衰与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具体的、特殊的社会运动的结果，而非普遍有效的真理或方法。⑨
二、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新批评与叙事学
1980年代对形式主义文论的1一泛兴趣不仅与中国学者对普遍性的追求有关，也与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不无关联。文革结束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形式审美研究遭到排斥;改革开放以后，形式审美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思想的解放。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的中国学界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形式主义文评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与此相对照，西方是在形式主义文论风行了数十年之后，1970年代以来才对政治文化批评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不少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分析，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形式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可以说，中国和西方在这方面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走向。
因此，新批评于1970年代前后在西方儿乎已成过去式之时，在中国却饶有兴趣地进行。自赵毅衡一篇介绍新批评的长篇论文发表后，学界的兴趣持续不减。他于1986年又出版了专著《新批评》，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成为学术规范，被广泛采用。对另外两本书的比较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韦勒克和沃伦在1940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一书在西方早已过时。应该说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就是取代它作为教科书地位的著作。然而《文学理论》中文译本在1984年出版以来，所获得的热烈反响非比寻常。这本书销量巨大，是与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平起平坐的教科书。@究其原因，就是《文学理论》一书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进行了明确区分。⑩韦勒克和沃伦的这一著名区分就是要把材料考据、思想分析、历史考察等传统社会学批评方法摈除于文本研究之外，使批评家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与审美结构。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对于批评家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即“为特定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a}0这种对内在批评的强调，迎合了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兴趣。
跟新批评一样，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在中国学界很受欢迎，在过去20年里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知道，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法国，很快就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然而，1980年代以来，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夹攻下，西方经典叙事学研究势头回落，接着诞生了以考虑语境和读者为标志的各种后经典叙事学派别，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等，这些后经典派别19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强劲。与新批评相似，国内的叙事学研究相对于西方呈现出反走向。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1980年前后方开始进人国内，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处于低谷的1990年代，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翻译和研究却形成了高潮。
当然，进人1990年代之后，中国学界的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很多方面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文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社会历史文化批评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关注文本和主体的审美批评。文学批评日益呈现出文化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渗透的结果就是文学研究的范围急逮扩张并向跨学科方向发展。过去不为批评家注意的纯文学之外的文化现象，诸如广告、传媒、通俗读物、日常生活等均被纳入研究的范畴。过去为形式主义批评所排斥的“文学的外部研究”对象又以新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文本与其它社会文本形式的学术价值日见平等，而艺术性也不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取舍标准。这一特点反映在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然而，与西方不同，形式审美研究在中国仍然较受重视。目前，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在国内同步发展。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收录，1994到2005年，大约发表了近万篇叙事研究方面的论文，而这些论文大体可分为注重形式审美研究和注重叙事结构的文化意义这两大类。两者—当然尤其是后者—越来越关注其他媒介和非主流叙事，包括影视叙事、网络叙事、广告叙事、新闻叙事、日常叙事、少数民族叙事，如此等等。
9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以杨义为代表的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杨义认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形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阴阳两极是圆形结构运转和破毁的内在驱动力。⑩他强调要注重从中国“文化密码”人手来建构中国叙事学。⑩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而“中国叙事学”强调的是与本土文化密切相关的叙事特征，因此致力于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学者往往聚焦于中国古典叙事作品，也有学者关注远古的甲骨文叙事。
当前，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5类:1.中国叙事诗学的建构;2.西方叙事理论的评介，尤为关注后经典叙事理论;3.中国叙事理论和西方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4.将中外叙事理论运用于对叙事作品的阐释;5.中外叙事文学的比较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在中国和西方均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美国学者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于世纪之交发表的论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⑩
在《反对理论》一文中，斯蒂芬·纳普(Stevern Knapp)和瓦尔特·本·米歇尔(Walter Benn Michaels)将“叙事学、文体学和诗体学”置于他们反对的范围之外，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学科属于实证性质。⑧与新批评相类似，叙事学和文体学的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实证价值。这些学科的分析模式操作性强，容易掌握，对于教学与研究有较大的实际意义。此外，从政治和社会学批评转向形式审美研究，为对作品做出富有新意的阐释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但与“诗体学”不同，新批评、文体学，尤其是叙事学也具有理论价值。有趣的是，在带头宣称“理论的终结”的伊格尔顿的网页上，登载了如下文字:“‘纯粹的’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符号学、阐释学(解释学)、叙事学、精神分析、接受理论、现象学等等，近来很受冷落，因为人们的兴趣集中到了一些更为狭窄的理论问题上(more narrowly conceived theoretical agenda)，希望能欣喜地看到对这些学科之兴趣的回归。”⑩其实，叙事学和文体学一直在西方蓬勃发展，进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更为旺盛的发展势头，只是已经不再“纯粹”罢了。叙事学、文体学，甚至新批评式的“细读”在西方和中国都已经从“纯粹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拓展为将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相联的批评方法。此外，叙事学和文体学都越来越注重非文字媒介、大众文学和非文学话语。80年代以来，正是这种“杂揉性”使这些学科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社会历史语境，福柯和詹姆逊等西方反形式主义的理论家也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真正从政治上反对形式审美研究的中国学者却为数较少，与西方学界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学者对社会历史语境的兴趣往往可归结于希望跟上当今国际潮流，对文本做出更为全面和富有新意的阐释。可以说，在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之后，中国学者一般不愿再将文学批评当作政治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形式研究在中国学界曾一度占据了更为“合法”的地位，后又与文化研究同步发展。这可说明，文学批评理论究竟是否“合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大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轨道。
三、“失语症”、“中国流派”和“新左派”
以上指出了盛行于中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形式主义表现出的普遍性理想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启蒙与现代性提供了一个言谈的场所。因此_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形式看成是现代性的转喻。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种认同现代性的方式是否贴切，也不在于现当代文论晚于西方近30年后在中国大陆流行这一时间差的意义，关键在于这一认同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状态。本文认为，把形式主义当作普世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帮助克服中国知识分子认同现代性所带来的自我分裂状况。形式主义作为转喻可以看作是拉康式的“物体小a" ( objet petit a)，可以看作是自我不在场的替代物品。
和西方知识分子的状况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现代性时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矛盾和身份危机。首先，这是因为现代性是西方特有的观念，并不从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任何一支。西方现代性包涵的内容，如科学、民主、进步、理性等等均在西方内部产生。此外，在经济领域，资本、效率、收益和利润等原则以及相关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韦伯从文化方面对现代性的概括，⑩还是马克思从生产方式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描述，⑩均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与传统东方社会没有必然联系。
因此，认同西方现代性就是承认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历史是在发展进步，而西方国家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以商品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一切传统社会的藩篱，打破传统社会自身防御的万里长城。@这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极为精彩的描述。承认这样一种历史观，就是承认一系列以欧洲为中心的二元对立:进步/落后、现代/传统、文明/野蛮、理性/非理性、工业化大生产/水利农业生产等等不一而足。在这样一种认知框架中，中国自然被放置于一个一}‘分可悲的历史位置之上:它的社会一出现就落后，它的文化天生就需要更新和变革。由此看来，中国自1950年代提出“赶英超美”的目标就不足为怪，因为这是现代性认识框架所使然。这一口号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们时常可以从报刊上得知中国当前GDP的排名，目前己经在世界上排名第6，超过了意大利，而将在几年内超过英法。
在这样一种历史框架之中，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深刻地指出，中国“不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而马克思把中国列人他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模型之外，另外冠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称谓。。在这种历史框架中，中国的历史没有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占据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其历史却“象植物一样缓慢地生长’，。⑧中国社会是非现代性的，因为它没有时间概念作为发展维度。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认同现代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要么不存在(没有历史)，要么落后(处于二元对立中受压迫的一项)。这样的结果在文化领域引发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如何在认同西方现代性的同时保持中国的主体性，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种两难处境。这在文学理论的领域有极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症”和“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两方面左右摇摆。“失语症”和“中国特色”问题曾在学界引起过广泛的争论。
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