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视点、形态、问题(2)

    这种分析性的文学理论，并不致力于追求对某一问题的真理性认识，而是着重探讨人类自从有了文学理论以后，究竟从哪些地方去看待文学、认识文学、理解文学、思考文学，从这些视点出发，又已经和可能形成多少理论形态，它们涉及了多少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并不致力于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而是着重研究人们在回答什么是文学时，有多少种可能的回答。当代西方文论形成这种分析性文学理论的学派学风，显然是受到20世纪风云一时的分析哲学的影响。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注：《逻辑哲学论》中译本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分析哲学关于理论形态合理性的理性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它促进了人们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实践决策、语言运用和自身精神活动的反思，使其具有更大的理性的合理性。这是一种理性的讨论和理性的批判。它使理论家在思考问题、概括经验时具有更多的理性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而且，在专注于探索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的解答中耗尽心思而无所作为的文学理论界，换一种思考的角度，改换一种提问的方式，应当说对文学理论研究自身的发展是有益的。

    那么，这种在西方业已形成的分析性文学理论学派学风，是否可以在中国借鉴和展开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在美国多年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刘若愚在其《中国的文学理论》(1975)一书中，也按照艾布拉姆斯的四种理论视点，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态模式。刘若愚把中国古代文论分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和实用的理论（注：参见《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译本第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7页，1987年版。）。比如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道”的观念是几乎为每一位理论家所持有的，从“道”这一个视点上去观察文学，回答“作者怎样理解‘道’？他在其作品中又如何显现它？”（注：参见《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译本第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7页，1987年版。）这两个问题的文学理论，就是属于形而上的理论。刘若愚的这一著作在西方汉学界被推崇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创性典范著作，在世界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影响。近年来，国内文学理论界不少人专注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文论范畴就是文论的思维形态模式的具体体现，这种研究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对文学理论思维形态模式的反思层次。这说明我们在中国进行文学理论的分析性研究是可行的。

    我本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也时常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它自身的思维视点和思维模式，最近就在作系统地总结20世纪中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几种本体论视点的工作。我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些理论形态之所以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因为它们在本体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有必然和直接的关联。如果说马克思的著作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体系，那么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则是其承传体系、阐释体系、创新体系。纵观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体系，其中有几个文艺学、美学的理论原点，这几个原点就是20世纪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体论支撑点。这几个理论原点是：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关于人类的审美特性的人类学观点，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论著中关于文学艺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观点，3.《资本论》、《1858年手稿》等著作中关于艺术生产的观点。这几个理论原点也正是20世纪各国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观察文艺问题的视点。几乎所有自称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人，都对这几个理论原点有所承传、阐释和创新。而且从这三个原点出发，形成三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本体论的主要构成因素：1.审美，2.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3.生产。其中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中，分化为与政治有直接关联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意识形态，这就形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四种本体论形态：1.人类学审美本体论，2.政治－意识形态本体论，3.文化—意识形态本体论，4.艺术生产本体论。这在有的理论家那里，有明显的突出表现。而有的理论家则以一种本体论形态为基础，对其他几个本体论因素有所涉及或有所综合，从而构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形态丰富的发展局面。我的这种研究还刚刚开始，但是我觉得从理论视点、问题、形态几个方面进行较为抽象的概括，可以对文学理论进行分析性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可以从理论理性的合理性角度，对中国21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发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