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价值冲突到身份冲突
90年代后期的文学活动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多数影响重大的文学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兴趣焦点都在作品文本之外。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因《马桥词典》而引发的一场聚讼。这个事件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关于作品是否抄袭和王干是否诽谤的争议变得越来越热闹、卷入的作家和批评家越来越多的过程中，对作品内容的关注和探讨却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有人宣称，自己虽然没有看过《马桥词典》，但仍然坚决认为就是抄袭。这样的话当然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为这只是在表达一种姿态。而正是这种表态使我们注意到，90后期的文学批评在越来越多地变成制造公众事件的活动之后，批评的对象逐渐脱离了作品而转向作品之外的社会——作家、批评家、媒体、读者和其他公众，成为批评家与社会公众交往的方式，批评的内容和争论也就带上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份色彩。
这个时期的现实是，人们想象中的“精英”、“大众”之类比较宽泛简单的文化阶层已被更为复杂得多的大大小小文化群落所取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已远远不是用传统的文化观念能够解释的了。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的群落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由此而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就是文学的群落化。9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谈论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时，这种区分实际上就已经把文学创作群体的划分概念从创作风格转向了社会群落。一群被媒体冠以“美女作家”的作者群和她们的“身体写作”活动在90年代后期变得引人注目起来。这种现象起初被认为是文学与社会道德意识之间的冲突问题，其实是特殊文化群落的文学显现。像卫慧、棉棉之类的作者与其说她们是故意进行精神反叛的道德造反派，毋宁说是一种近年来出现在新上海滩上的特殊文化群落的文学代表。由这些作者和作品所产生的批评和论争虽然看起来像传统的文学论争，其实基本上不是文学应该怎样反映社会生活这样普遍的理论问题，而是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生活方式即文化归属是否能够被接受的问题。换句话说，许多人在读这些作者的小说时所产生的反感或争议主要不在于文学应该不应该那样写，而在于作品中的人物（通常被认为是作者的一种自我写照）应该不应该那样生活。“身体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群落的生活方式。
在“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写作热闹之后，进入2000年时发生了另外一个具有文化群落特征的文艺活动事件，就是2002年红透了半边天的电视剧《流星花园》。这部电视剧如果当作一个艺术文本来看，无论是从审美的角度还是思想意义的角度来讲重要性都很有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特殊社会影响。当这部剧刚刚播放了一部分时就被禁播，原因好像是：“该剧在部分电视台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容易误导青少年”。从色情、暴力或政治等人们通常认为具有意识形态敏感性的方面来讲，这部青春偶像剧比同时或前后播出的其他许多影视作品要“干净”多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是那些充斥暴力、色情的作品而是这么一部简单幼稚到近乎白日梦似的作品会被禁？这从当时媒体的一些反映中可以看出一点线索来：“昨天是中小学生正式入学的第一天，风头强劲的‘流星热’也不可避免地吹入了新学期。老师们纷纷把研究如何让‘流星迷’们收心作为当务之急，要求同学们把精力投入学习中来……过年时风行开来的《流星花园》，在学生群中的热度势不可挡……这一切，老师家长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i]
在这里可以看出几个有趣之点：一是这个电视剧写的是大学生活，而人们关注的接受者却是中小学生；二是人们最焦虑的似乎不是作品本身有什么诲淫诲盗的内容，而是“如何让‘流星迷’们收心”的问题。可见《流星花园》的真正问题不是在作品，而是在接受与拒斥的文化群落关系方面。简单地说，实际上是和故事内容无关的中小学校园文化群落与这一文化群落的对立面——“老师家长们”文化群落之间的冲突。显然冲突的焦点并非作品，而是中小学生的态度：他们无论是喜欢什么东西，只要悖离或干扰了“老师家长们”的基本期待——说穿了，中心就是高考——，两个文化群落之间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在这里，文艺作品从文本接受的经验变成了群落身份的体验和冲突。
四、文学想象中的群落身份显现
从 “痞子文学”开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就开始脱离了二元对立关系模式。人们不再用同一种标准、同一种态度对待文学作品和阅读经验。这种不同越来越表现出不仅仅是个性的差异，而更多的是文化群落的差异。“痞子”也好，“美女”也好，青春偶像也好，它们的出现远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验的变化，即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与风格流派等等方面的变迁，而是表现不同文化群落身份的文学想象。说得更通俗一点，许多新出现的文学现象之所以会让很多人感到怪异和不快，是因为它们就是为了让其他群落的“别人”不快而出现的。“别人”的惊疑、不快、反感乃至厌恶恰恰成了一个文化群落自身存在和认同的标志。“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王朔风格的表达是一种对常规文化秩序的挑衅，也是一种亚文化群落的自我意象。到了90年代后期，文学作为特殊文化群落身份表现的现象在一些作品中变得越来越明显。比如下面这段叙述：
“在上海时大家就说好生日派对结束后一起去中山陵的。可最后只去了七个人。我们到了一个亭子，这个亭子长得象公共汽车的脸，这个亭子前有一大片完美的草地，有斜坡的，我就躺了上去，先坐后躺。接下来露水把我和草地接触到的地方都弄湿了，天是阴的，我看着这个天，耳朵里就出来了很多莫名奇妙的音乐，我发觉每一个声部和每一种乐器都是立体声的。陈松开始用啤酒瓶在垃圾桶上面敲，敲碎了很多瓶子，差不多是敲一个碎一个。我跟着他的鼓点自己在唱歌。接下来那个人就在我身上了，他说什么我忘了，反正是想和我做爱的意思。我觉着做爱好就好在莫名奇妙地做。可我回答他什么我也忘了，当时真的很想和他做，但是我没力气脱衣服，他当时如果脱我衣服的话，我肯定会和他做。后来他走了，我就想撒尿了。后来我选了一块地方，我觉着这是一块沼泽地，我有一些犹豫，到底是尿还是不尿，这时他说没有人会来看你你尿吧。我当时想有你这句话就行了，看不看我也管不到了。”（棉棉《我是个坏男人或者生日快乐》）
这段叙述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叙述中人物对自己和朋友们违反社会习俗的行为故意表现出的漠然或无所谓的态度；二是对自己行为的周围公共环境故意表现出的忽视或无动于衷。之所以说是在“故意表现”，是因为虽然叙述者的语气尽管是无动于衷的，但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却很仔细，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无动于衷”其实正是叙述者的兴趣所在。这种故意表现的无动于衷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构成了一种挑衅，这种对其他文化群落的挑衅反过来说就是对自己所归属的文化群落的有意显现。换句话说，这样的叙述无论是作为再现的生活经验还是作为叙述者的态度都无可置疑地在故意表达一种特殊文化群落的存在意识，或者说是在表现着这种文化群落的自我想象。
当中小学生们发疯似的追逐“F4”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故意地显现着他们自己的群落身份。从传统形式的各种新潮或另类小说，到网络文学、偶像剧或电影《大话西游》，这些或纯或杂的文学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中都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而更多地变成了某些特定文化群落表现其身份的文学想象。这种想象造成了不同社会文化群落在生活方式、趣味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也因此而形成了特定社会文化群落的活动和交流方式。
这种文学活动现状给当代文艺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上关于文学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的观念还能否阐释当今的文学与社会关系？习惯上，人们对一种消极的或负面的价值会自动地采取否定的态度和行为——如拒绝、批判直至用物质手段遏制（如果有可能的话）。这种态度和行为的存在与实施，无论就具体问题而言是否能够被认为是正确的，就行为逻辑本身来说过去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理所当然观念的根据就是一元论的价值观念和二元对立的判断模式——既然不同的观念之间有对错之分，那么有所取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当我们面对的是不同文化群落的身份差异和冲突时，这种传统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便遭遇到了尴尬——谁能够像否定其他观念一样去否定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趣味和身份意识呢？在当今的文化环境中，身份冲突常常不是意味着二元对立的结构和一元性的选择，而只是提供了不同文化群落交往的语境。中国当代文艺社会学的研究或许不得不从终极意义评价转向更加侧重于实证描述、阐释和认识性质的工作。
注释：
[i] 2002年02月26日13：37 红网-潇湘晨报。
以历史哲学眼光看文学本质
抒情文学与情感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