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的佛教化”和“佛教的中国化”，最关键的问题和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以什么东西为主来“中国化”。如果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主来“中国化”，那只会适得其反，只能是印度佛教“化中国”；正确的道路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以中国文化话语规则为主来实行佛教的中国化，才可能真正实现“转换”与“重建”，真正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正如顾敦鍒先生所指出：与两晋南北朝根本虚弱的情况不同，“隋唐以来的佛教化，是根本强固，善于控制的时期。”怎样强固根本，善于控制呢？顾先生指出：“首先强化自己文化的老根，然后接上佛教的新枝。……唐宋的政治家和学者看清这点，就从强化根本着手。他们主要的方法有五：一、隋唐以来，对于国内的统一和平，继续不息地努力，使人民有安居乐业的生活，恢复其欣赏生活的乐观精神。二、实行考试（引者按：即科举）制度，使政治修明并且学术化，人民更有平等参政的机会和希望。三、设立各种学校，传布知识，训练专才。四、隋唐颁布的刑律，是行政牧民的有效工具，又是后世成文法典的楷模。五、宋儒在许多经书中间，提出四书为‘公民必读科本’，使读者易得中心信仰，儒学传布更加广泛。”正是在强根固本的情况下，以我为主地融汇印度佛教文化，“使在原有的骨架上发生作用，则过了相当时期，旧的文化体系可以在和平的历程中，变成一个全新的文化体系。……两晋南北朝以后的中国，就是这样利导佛教的新思潮，因而脱出了文化解体的危机，开创了以唐朝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代。”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国古代的“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给了我以极大的启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方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一，当一种较为先进的外来强势文化涌入本土之后，大约是免不了会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而且这种“同化”往往还是自愿的，唐僧西天取经，就是明证，这与我国现当代“求新声于异邦”，知识分子们纷纷赴西方留学有相似之处。其二，当被外来文化同化之时，往往会引起本土文化危机感，会引起大争论，大论战；古代有关佛教的大论战及现当代“西化”与“保守”的大论战，皆如此。其三，这种被外来文化的“同化”（如中国古代的“佛教化”与中国现当代的“西化”），如果处理得恰当，就能够实现有益的“化同”，例如将“中国佛教化”转变为“佛教中国化”，将“中国文化西方化”转变为“西方文化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正处在从“西化”到“化西”的转折点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西化”历程，中国文化已经到了几乎要被“西化”掉的衰弱局面。“失语症”的提出，“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罗宗强语），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如果说“失语症”警醒人们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危机的话，那么“重建”论则正设法引导中国文化走向另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从“西方化”到“化西方”之路，即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化中国化，西方文论中国化之路，从而使中国当代在历经全面“西化”之后，力求从“杂语共生”中逐步寻回自我文化之骨骼血脉，从“西化”走向“化西”，在西方文化与文论中国化之中重新走向辉煌。
怎样寻找到“转换”与“重建”的切实路径和方法？从“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我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他国化”；可以说，文化也好，文论也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都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他国化”，无论是“中国佛教化”，或是“佛教中国化”，都是一种“他国化”现象，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们如果掌握了这一规律，就找寻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实路径，就找到了中国当代文论“重建”的可靠方法。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他国化”这一规律，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要实现“中国化”，首要的不是处处紧追西方，而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这一点，或许就是我与陶东风教授观念的根本不同之处。我与陶东风教授，都承认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但陶教授主张以西方为主来实现中国文论重建，而我主张以中国文化与文论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正如陶东风在《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所坦言：“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不必讳言的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这样，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 陶教授在这里似乎是强调以“当今现实”为主，但当今现实是已经西化了的现实，所以陶教授当然只能“不必讳言”——“更多地”，甚至“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我也想说一句“不必讳言”，陶东风教授走的仍然是中国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西化”老路，这条道路走到头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还用再说吗？
以中国文化与文论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我在另一篇论文中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的成功例证，来加以了具体的说明。客观的事实证明，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已经有学者走过来了。 只可惜是个别的、少量的，还不足以改变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现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中国文化战略，从过去近百年的西方化，转换到今后若干年的“化西方”，运用文化与文论“他国化”这条文化发展规律，实现以我为主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真正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重建。
注释：
见《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65页。
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1页。
顾敦镖《佛教与中国文化》，载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第68页，上海书店1987年10月版。
参见刘勰《灭惑论》，载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第798-799页。
参见刘勰《灭惑论》，载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第797页。
参见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第67页，上海书店1987年版。
参见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第71-72页，上海书店1987年版。
参见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第76页。
《佛教与中国文化》第70页，上海书店1987年10月版。
见《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63-64页。
参见曹顺庆主持专题《西方文论如何实现中国化》，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文学的高层次本质和文学的观念系统
哲理文学与哲理文学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