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确立学术规范，对于深化新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批评一些不规范现象的同时，提出若干有利于新闻学术规范化的做法：提倡题小文深，反对大而不新；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要充分占有学术信，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核对原始资料，不以讹传讹；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论文认为，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论文从思维习惯和缺乏研究方法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古代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概述了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各自特征及它们在当今社会科学中的不同的适用范围。论文还花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如逻辑方法、观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实验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简介了这些方法的特征、适用范围，并举例说明它们在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应用情况。文章认为，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
当今的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哲学界徐友渔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学者苦口婆心、坚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学术规范，以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经济学界林毅夫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规范，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步。”（2）
本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体会，并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的不规范现象更为严重，更加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因此最近两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准备谈以下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规范的做法，同时评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第二部分谈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合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闻学研究成为真正规范的研究。
就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刊物上登载的、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学论文中，自然有些堪称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结晶；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是没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组合。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新资料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错也不新，或偶尔有一两句有新意的话，也没有围绕它展开。这类文章看十篇所得收获与看一篇相差无几。就社会付出的出版、发行成本和读者花费的时间而言，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同是社会科学，新闻学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闻学学科历史短（七八十的历史），内外干扰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学术风气不够严谨，以及不得学术论文的要领，用写惯了的“急就章”的新闻文体来写学术论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现在有一些人，把写论文看作很容易事，将有关的文章找来几篇，自己做点“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来“整合”去，洋洋大观的众多“论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学发现并没有增加多少。这种风气漫延下去，会使学术界像物质商品世界一样，充斥假冒伪劣之作。就像国家如果不保护专利，为科学技术投入多、贡献大的人和单位就没有积极性一样；学术界不确立规范，种种不良风气受不到斥责，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严肃治学的人，会使学科的发展速度大为减慢，恶劣风气还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可见，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培养严谨的学术风气，意义很大。
就在我想写新的一篇文章，来归纳新闻学论文的不规范现象之时，我读到了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3），里面有一些内容与我所要谈的不规范现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论文中的某些内容作例证，来说明不规范的特征极其弊病。
现在，本人试图列举一些抵制不规范现象，有利于学术规范化的做法。
（一）提倡题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
常见一些人写论文拟很大的题目，比如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这样大的题目，你写我也写，写的都差不多。因为题目大，一个大题目下又得分许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小题目，光是“题中有应有之义”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还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独到见解呢？为何不把大题目分解成许多小题目来写呢？可以说，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闻学论文的通病。题目定得小，又必须有一定的篇幅，论文就得向深度开拓。面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新闻学圈中泡了几年的人，恐怕谁都能写出万字文章来，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难了。
现在读到囊括了新闻学11个问题的《看法》一文，这恐怕是新闻学术史上涵盖面最广的论文。学术研究上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学术见解都应符合学术规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标准的检验。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论文要对它提出的论点进行充分的、扎实的论证。因为论文不是发表看法宣言。
在各种文体中，论文，又称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不一样。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所得出的成果的书面报告。对论文的实质要求，是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一篇论文，不是单纯的笔头工夫，它付出辛劳最多之处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写论文，首先是科研活动，其次才是写文章。
论文讲究立论和论证，一篇论文应该由若干进行充分论证的论点构成。“知识是论证了的认识。因此论证对于科学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认为的新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力的论证，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假说而已。“假说仅仅是尝试性的、未经验证的，而研究者认为事实确是如此的陈述。”（5）这也就是有的论文有一两句有新意的陈述，却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摆出很多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不予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也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
论文贵在新、贵在深，故大而无当，切不可为。
（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
众多的论文中没有新观点、新见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闻学领域中，原因之一是对权威法的滥用。有位学者在归纳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的方法时，提出有四种，即惯常法（The Method of Tenacity）、权威法（The Method of Authority）、直觉法（The Method of Intuition ）、推理法（The Rationalistic Method）。何谓“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6）迷信权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用不着去作辛苦麻烦的社会调查、抽样分析，只要找来几条权威语录，就可以拉出长篇“论文”。
由于新闻学的特殊性，权威法在这个学科领域中用得比较多。众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新闻领域有那么多革命导师和各时期领袖人物发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这本来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不会也不应该限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拓。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 ，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
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毛泽东、江泽民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
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
《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
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毛泽东，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际来研究党性，结果视阶级性为党性的唯一的内涵，最终把“党性”这个标签贴到了香港传媒身上，造成对党性一词的滥用，把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强加一个党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会是鼓励香港报纸加入政党吧。其实，对香港报纸，用政治倾向性来描述就行了。
（三）要充分占有学术信息，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
科学研究旨在作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学术信息，知道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我国新闻学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参阅国外文献受限制，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内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总该努力参阅，使自己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使自己的论文有丰富的引证。如果占有学术信息不多，却又敢于作出断言，就会出现大胆假设，又不小心求证的偏差。
《看法》一文把十几年前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又翻了出来。这也未尝不可。可他说，“据了解，除俄罗斯（苏联）外，各国的文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基本上不谈‘人民性’。”这确实令人诧异。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新闻界把党性人民性一起讲，发生过多次。胡乔木1945年跟随毛泽东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党报上反映出来，这要求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7）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国后的1956年，报纸的党性、人民性问题被再度提了出来。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这方面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但人民性这个概念，以及把党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谈论这个做法，并没有被否定，这从1957年的《新闻战线》、《新闻与出版》等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论，必然会使持论者陷入被动的境地。
（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
有位前辈学问家告诫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是在新闻学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风。浮躁者，轻率、急躁之谓也。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颇为广阔，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领域都敢发表看法，轻率得出结论。像《看法》一文那样同时纵论新闻学领域中的11个基本问题，就难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断言：“‘新闻自由’之说不通。”他摆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言论’、‘出版’是行为，所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规定。‘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做学问是件辛苦的事，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语Freedom of the press翻译过来的。《看法》说“‘新闻自由’一说不通”，理由是新闻为名词，可是英语中的The Press本来就是名词，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它译成“出版物自由”罢了。The Press还有“报刊”、“新闻”的意思，在现在的台湾新闻学界，The Press大多被译成新闻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上各种自由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修饰、限制词的词性没有关系。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新闻自由。非常权威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闻出版自由”。（10）
（五）核对原始资料，不能以讹传讹
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学问当是“慢工出细活”。对自己的引文，要认真核对原著。可是，有的人凭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听别人说，某领袖人物或某权威学者说过某话，自己一时找不到原著出处，就凭自己的记忆写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发现差异甚大。或者听别人讲到哪里有一段语录适合自己的立论，寻章摘句地取来引用，却并未通读全篇，结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
这种现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现。它为驳斥“新闻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新闻报道和报纸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并称，“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 斯密的《原富论》对照着读，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原富论》谈商品、价值、成本，包括了律师、医师的工作在内-----马克思谈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谈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
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谈的商品，既涉及物质商品，也涉及服务形式的商品。他的《资本论》第4卷中有十几万字论述服务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服务就是商品。”（11）马克思以工人购买缝纫劳动为例，说：“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资花费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12）作者说他把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发现两书的差别，难道就是偏偏没有读《资本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内容？
（六）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
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论文中用来作论据的较为重要的观点、资料（人们熟知的“大路货”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应当交待出处，这等于确认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常看到一些论文一条注释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注释。有人不止一次地讲，资产阶级新闻也是讲党性的，却从来没能提出一条引文作证。因为资产阶级新闻学里恰恰没出现党性的概念，而较多地谈到客观、公正，但同时会在各种情况下体现它们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持论无须资料佐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所导致的以讹传讹也难以发现和纠正。
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报纸文体，报纸文体主要是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普及知识，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严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释乃是惯例。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书面报告。既然如此，论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说法，都应该注明出处，以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注明出处，读者就可能视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别人成果之嫌。所谓剽窃，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以显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论文中，对于阐释立论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资料，如不标明出处就会有剽窃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
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引证注释所用的篇幅，竟多达论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赵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毕业论文《中国的传媒、市场与民主》，（13）发现书后的引证注释共有666条。一看就知道论文作者参阅了哪些书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学术信息之丰富，治学之刻苦。当然，我国文史哲老学者，也有很多爱作博引，勤于注释。在本人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有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写的“声与传播”一节，文长不过6000字，注释却有64个。（14）我编辑此节时颇为感动，知道这6000字来之不易。
详细而规范的引证有以下几个好处：
1、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处，还可能让某些读者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新的来源，为他们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3、显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让读者增强对你的著述的信心。《看法》一文中有不少处该向读者介绍资料来自何处，而没有交待，以至令人将信将疑。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登记、领取执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检’。”这里没说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办传媒要领取执照，也没有交待资料来自何处。相反，有关资料证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办报都没有领取执照一说。（15）这之后说“一般不搞‘年检’”，言下之意好像还有某些国家搞“年检”。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
4、这种习惯养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洒洒写大块的不规范文章的人就吃不开了，有利于严谨的学术风气的形成。
当然引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烦琐引证是不可取的。
至于对于引证注释的写法（特别是注释资料的项数和排列顺序），国内尚未见统一的规定。这两年我发现，有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已经在注意作规范的引证注释了。近读刘晓红的《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教育》（16），文后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中英文分开排列）、“互联网资料”诸项。而且文内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观点、某资料后，将作者的姓名和著述发表的年份，写在其后的括号中，以便不需要从文后获得详细资料的读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时说的。文后的注释资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书名（或期刊名）、页码（或刊物期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
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将联系我国的学术传统，谈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几种研究方法，并尽力联系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
从古代科学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宏观把握、整体把握。写文章喜欢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说起；另一本启蒙读物，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一本小说、一出戏讲究有头有尾。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典型的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的说法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文人哲人都谈到过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都在继续论证。例如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现代环境学者奉为瑰宝，因为我们祖先的思想早就说明，毁坏自然环境就是损害人类自己，天人合一嘛。
但是停留于整体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简直是同义反复而已。没见到过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
中国文人许多喜欢停留于这种整体把握、宏观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几乎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实验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中国古代科学在汉代就达到“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的高度，后来却长期停滞不前，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中国人习惯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先驱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创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经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再丛实验数据中探求结果的归纳法。笛卡儿则推崇数学和演绎法，而科学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思想的辅助。伽利略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把观察、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量地表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他们之后，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18）
19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9）刘蔚华主编的《方法学原理》一书指出：“大凡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会对方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他们要突破一种旧的理论体系时，首先要审查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已。”（20）
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哲学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其次为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如数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等；小到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数以百计的成员，一个长辈成员下面还会有许多下辈成员，有的成员还有多个名称。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来越兴旺。
本文不涉及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层次（不少方法论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只谈操作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按其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比如可以分为专门方法和普通方法。专门方法是指某一学科专用的方法，如地质学中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化学中的PH值测定酸碱度的方法，人类学中的文化层次分析方法，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许多学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逻辑学的方法；或者某一类学科（如社会科学）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学科的专门方法，但后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都借鉴采用，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算作该学科的专门方法。但是，只要认真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通方法，也足以改进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得是否很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在我们把话题缩小，只谈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传播学中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分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方法范式，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两大类。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概念得出研究结论，后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事实得出结论。（21）
操作概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的方法。人文方法来自哲学思辨的研究传统，所以，思辨方法代表着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大的类型。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群众观点性、真实性，战斗性，指导性等等，都是靠的哲学式的思辨。
操作事实是实证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主要依靠收集和整理事实。而因收集事实的方式不同，形成实证研究的两大分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是通过不断地采集和积累事实来发现理论结论。其基本过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即先积累事实，后进行推论，其研究目的是理解事实。（22）当然，这是指研究过程是这样，而不是说论文写作时也必须是这个顺序；论文写作时往往是先写出结论，然后摆出事实来论证。这就是说，研究时从具体到抽象，写论文时从抽象到具体。
关于当前舆论监督的结论和建议
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