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2003：中国电视产业备忘(2)-找论文网

2、省级电视台积极利用卫星频道突破地域限制：

中央电视台的频道细分对于地方电视台的压力和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各地方电视台在充分利用地域特点、政策空间、在地优势与央视抗衡的同时，也开始利用卫星电视频道主动跨区域出击，扩展发展空间。

现在有条件与央视形成竞争的除了凤凰卫视等海外媒体外，只有同样能够全国覆盖的省级卫视。目前，全国共有48个电视频道上星，其中，中央电视台14个、中国教育电视台3个，31个省级电视频道，全国卫视累计覆盖人口169·8亿。面对央视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打压和城市电视台对受众的蚕食，省级卫视开始提高其覆盖率，据《全国卫星频道覆盖率普查2003》揭示，卫视频道的覆盖排名情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三年来地方卫视首次跻身全国覆盖率的前三名，打破了中央台一统天下的全国覆盖优势。省级卫视在提高覆盖率的同时，也开始在节目内容和频道品牌方面提高竞争力。央视、省级电视台、城市电视台频频进行战略调整，不断完善专业化频道布局，合理结构频道时段，着力打造品牌栏目，争夺收视份额和广告市场。在“三分天下”总体格局未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各方力量开始在市场博弈中重新寻找自我定位，重构市场格局。

其实，湖南卫视最早表现出用“娱乐”定位创造全国性媒介的“跨地域”野心，但是，由于受到政策限制，加上战略和战术方面的不够周密，这种突击在经历了短暂的轰动以后，并没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海南卫视试图通过旅游主题频道来开辟跨区域电视频道的道路，但是由于主题选择本身缺乏开路电视特性也缺乏与整个旅游业独特资源的整合，这一战略也没有获得理想结果。但是，2003年，中国电视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环境都得到明显改变。地方卫视再次开始了跨区域挺进。

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一直偏安一隅的上海电视台开始主动出击。2003年10月23日晚6点，原来的上海卫视得到批准，开始改变呼号，以上海东方卫视全新开播，其英文呼号Dragon TV更体现了其所谓“华语强势电视媒体”的野心。其内容定位“新闻见长、影视支撑、娱乐补充、体育特色”决定了试图利用上海的大都市地位打造都市综合频道的目的。该频道不仅覆盖全国，与全国所有的卫星频道，尤其是央视和凤凰卫视相抗衡，争夺全国广告市场，同时还在日本、澳大利亚、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落地，北美落地计划也在探讨中，东方卫视的目的显然在于试图打造一个与上海这一“世界级城市”身份相一致的传媒机构。

当然，像上海卫视一样改版的省级卫视在2003年并不只一家。2003年， “湖南卫视”正式改名“中国湖南卫视”，虽然只是增加了“中国”二个字，但是其企图打造全国性频道的决心却彰显无疑。频道将自己定位为“以娱乐、资讯为主的个性化综合频道”，明确重点为“锁定娱乐兼顾资讯、锁定年轻兼顾其它、锁定全国兼顾湖南”。如今，其落地城市已达329个，落地率达到99·1%。2003年上半年，收视率始终排在全国省级卫视第一位，而其观众构成，根据央视—索福瑞的调查，外省与本省的收视比是9比1。除了湖南卫视之外，像山东卫视、浙江卫视、北京卫视、广东卫视等其余老牌卫视也都纷纷调整节目布局，争夺受众和广告份额。

3、中国教育电视台加入了电视主流频道的竞争：

各地有线电视台与无线电视台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视节目市场的竞争，强化了电视台的垄断地位。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具有的特殊地位，更使这种垄断产生了对整个电视生产行业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种局面下，主要面向北京地区的中央教育电视台（CETV-3）与电视节目提供商达成一种结合，越过“限播教育类节目”的禁区，推出《首播剧场》，播出流行电视连续剧，试图借此改变边缘电视频道的地位进入主流播出市场，而电视节目提供商也试图借此突破电视台的垄断争取更大的利益空间。

耐人寻味的是，教育电视台这一明显的“违规”行为，尽管一开始受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的禁止，但最终却仍然强行实施，这表明在政府高层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电视行业打破行业垄断，强化竞争机制。这一信号，对于电视行业未来的改革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4、强化跨区域电视节目和时段的运作：

中国电视长期以来主要都是一种“前店（播出）后厂（制作）、自产自销、承包制作、一次使用”的模式，结果必然是一方面低投入，一方面低效益，浪费大、质量平庸。随着制播分离趋势的出现，电视节目制作逐渐多元化、电视节目市场也显现雏形，一些国营或者民营电视公司开始通过节目销售、时段租用、联合播出等等方式，来突破区域限制，扩大节目效益。其中，最典型的是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投资的都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他们通过统一销售、统一播出、统一包装等方式试图打造中国的城市电视节目的辛迪加组织。而欢乐传媒、光线娱乐等民营公司也加快了节目开发和经营的力度，甚至开始为一些电视台提供完整时段的节目。尽管目前这种电视辛迪加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还缺乏市场基础，不少项目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节目的流动，也在慢慢动摇电视的区域垄断和分割格局，对于最终形成有规模、有效益的电视内容制造商，使节目供应商和播出机构得到双赢后果，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

五、经营：从单一广告收入展延为多种盈利模式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信息化为目标，以新业务发展为龙头，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7] ，这是中国广播影视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电视数字化纲领。而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动，付费电视产业模式的建构被提上了日程。因而，2003年，中国电视的年度热点之一就是付费电视从概念变成了操作行为。

目前，中国的电视行业主要依赖广告收入作为经济资源，2003年电视广告收入超过了前一年的280亿人民币，而收视收入不到100亿。但是，在美国，订户收入（基本收入和附加收入）占有线电视总收入3/4。所有电视收视费的总收入2002年达到1700亿美元，超过了包括无线电视在内的1000亿美元的广告总收入。在中国，人们也早就意识到，中国电视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单纯依靠广告增加盈利，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中国电视产业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新的盈利模式，而付费电视则提供了这种契机。

2003年3月18日，在“第四届中外有线电视管理高级研讨会”上，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田进宣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确定2003年为“网络发展年”，明确以开办付费频道为重点，推进网络业务开发和体制整合，改变中国电视长期以来单纯依赖广告的经营模式。2003年7月１日，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筹办的“法治天地”节目播出，全国首个数字付费电视平台诞生，首批终端２万户。2003年9月1日，北京地区数字电视试播。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投资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也在同一天试播。截至2003年11月14日，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的付费广播影视频道共34套，其中广播7套，电视27套。到2005年底，中国计划推出的数字电视付费频道将扩大到80个，付费广播节目也将增至45套 [8]。

付费电视的发展是以电视正在进行的数字化改造为基础的。从模拟到数字，改变的不仅仅只是信号的数字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原有电视产业的各个环节也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从而带动整个电视产业的升级换代。原来单一广告收入的盈利模式将被“广告收入＋收视费＋相关服务费”的多渠道、立体式的多样化的盈利模式所取代。对于开办数字收费的媒介机构而言，盈利模式的改变是数字电视得以大规模推广的最大利益驱动力。

对于电视内容的监督管制单位而言，数字收费电视将对现有的监督管理方式和体系提出挑战。与基于模拟信号传输的传统电视频道相比，数字传输的电视频道数量将会远远超过现有频道。频道的急剧膨胀、节目制作参与单位的增多等都会突破广电管理部门原有的管理模式。

由于付费电视的发展依赖于丰富的数字化节目、数字化传输网络、数字接收终端设备以及对付费市场的培育，而所有这些条件的准备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政府很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对基于数字平台的付费电视模式的建构。所以，相对而言，付费电视的发展与电视的其他领域相比，面向社会开放的程度是最高的。在政府规定中，在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付费频道的开办、播出、集成、传输、接入等业务机构的同时，明确鼓励国内的社会资本和机构投资付费电视业务，允许中央、省级、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经批准设立的广播影视集团（总台），经特殊批准的其他中央广播影视机构及其他拥有节目内容资源独占优势的中央单位开办付费频道。那些获得批准开办的付费频道，除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片以外，其余节目都自审自播。[9] 社会资金和机构的进入付费电视领域，必然会将一种产业模式和机制带入电视领域，这对于电视的产业化改造肯定能够带来深刻影响。

付费电视的出现，也使一直受到播出终端垄断性压迫的节目供应商获得了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广电部门目前规定，付费频道播出境外的电影、电视剧及动画片的时间不得超过该频道当天总播出时间的30%，不得以任何形式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频道或栏目，付费频道专业性、对象性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得低于当天总播出时间的90%。这些要求，客观上在电视播出终端扩展的基础上，提高了对电视节目的需求。目前开路电视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还属于单一的公共电视节目，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的需求”。而付费电视的发展，一方面，提供了比开路电视更多的播出窗口，电视节目可以经过重新定位、包装、营销，按照不同的市场需要在开路和付费频道中重复使用，这必然会增加电视节目的使用效率，增加电视节目供应商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在原来开路频道以外提供了新的播出终端，可以鼓励电视节目市场的竞争，为电视节目提供者带来更大的议价空间。同时，也会促进电视节目的个性化、专业化和多样性。因此，随着付费电视的发展，中国电视节目内容产业也会得到更大的利益。

当然，由于中国开路电视目前已经发展到城市受众平均可以收看到40套节目左右的程度，使付费电视的频道空间受到抑制；同时，中国优质电视节目数量很少，进口节目又受到配额限制，可供付费消费的节目供应严重不足，观众难以被培养付费收视的热情；加上目前付费电视的消费方式也没有被一般观众所认可等等原因，都会使付费电视的发展暂时还会面临种种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充分借助社会的力量来培育市场、创造更丰富多样和对象化、功能化的电视节目，提供更方便、人性、时尚的电视服务方式，付费电视的未来仍然可能像手机、DVD等行业一样在中国创造商业奇迹。

付费电视业的发展也可能突破目前广播电视的行业封闭的限制，使广电业与信息业出现互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已达7000万以上，其中相当部分是宽带用户，数以千计的社会网站和境外网站开发了视音频点播业务，其传播载体、速度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基本相同。目前，广电部门规定，原则上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局只可有一家下属单位从事视听节目网络传播业务。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下属及控股、参股的企事业单位（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只可有一家单位从事视听节目网络传播业务。[10] 但是，这种由电视广播影视行业垄断广播影视节目的状况必然会因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社会需要而被打破，特别是境外的网络视频节目更是难以控制，信息业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商必然会介入到视频音频节目服务方面。不久以后，以宽带网络为内容平台的网络，将通过政策性允许而介入原本属于传统广电集团的业务。信息产业肯定会与广播影视行业竞争。广播影视行业也必然要主动与信息业合作，利用自己的内容资源获得增值效益。开展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宽频电视、数字电视图书馆内容增值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电视行业垄断也可能因为付费电视的出现，逐渐向社会开放。

结语：2004试点年

无论是观念的变化或是体制的转型，无论是市场化竞争的出现或是新的电视业务模式的扩展，应该说，中国电视的改革工程已经启动，而奔向的目标就是建构以行业开放为突破口，以市场竞争为手段，以公益事业与经营产业分离为策略，以舆论导向为保证、以内容业为核心的中国电视新格局。在保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公平开放——充分竞争——市场整合”的改革道路，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广播影视节目内容生产中心、最繁荣的广播影视市场、最活跃的广播影视资源交易中心、最有活力的广播影视产业环境。这四个目标，应该是中国电视改革的重要动力。

改革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三个关键词：开放、竞争、整合。而且这三个词是应该顺序性改革的。没有开放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行政性的集团化仍然不能像市场化的集团化那样解放或者增加生产力。而从国外传媒发展特别是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等等国际传媒集团的经验来看，整合的基础应该是内容产业而不是播出行业，这样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以内容产业为核心的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中国电视业。

应该说，政府对于广播电视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张海涛曾经清楚地表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开放、竞争、融合，要求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要求引入竞争、打破垄断，要求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效率，提高核心竞争力”，电视行业也不例外。[11] 过去，广播影视行业长期以来垄断运作，特别是由于作为播出市场的媒体集中了包括政策和播出终端在内的绝大多数优势资源，用绝对垄断代替了市场，带来产业利益的严重失衡以及节目制作方风险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广播影视业的效益低下、创新动力匮乏、竞争不充分，节目内容和服务水平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因此，改革必须在把好产品、市场主体、资本准入三个关口，保证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12]扩大行业准入开放，即便是有限的或者有条件的分步骤的开放。在“凡是能放开的都要逐步放开”的指导思想下，[13] 中国电视将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政府也会制定和完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纲要和规划，推出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和利税优惠政策、修订制作产业的市场准入政策、跨地区经营的政策、广播影视产业“走出去”经营的政策，鼓励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广播影视的政策等等，建立和实现从上到下、关系密切、运行有序、监管有力的政府监管体系 [14]。在开放过程中，广播影视服务业、制作业、发行业应该首先逐步向行业外、境外、国外资金和企业开放，通过开放促进竞争。即便是由政府严格控制的媒体，也可以在保证舆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频道竞争、实行更彻底的制播分离、推行公司化企业化管理，形成多元投资、多体制生产、多样化运营的竞争态势，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电视产业格局，逐渐改变由电视播出终端垄断的电视行业局面；形成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跨级别的大电视产业和市场；最后整合为以内容产业为核心、播出平台为基础、多种产品生产和消费服务为产业的电视行业的行业格局。

当然，这种新格局的建立并不容易。正如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所说，中国的广播影视业改革将面临五大障碍：1、观念性障碍；2、体制性障碍；3、政策性障碍；4、利益性障碍；5、区域性障碍。正是由于这些障碍，使我们的广电改革政策在目标、策略、运行方式等方面仍然还缺乏明确性和稳定性，行业开放程度依然严重不足，改革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也难以预测，特别是原来垄断机构和行业对改革成本的抵抗，都使电视改革必然会成为中国各行各业中改革难度最大的行业。

2004年，中国电视的改革应该说进入了更加向纵深发展的一年。电视的功能性质、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技术手段和消费观念都会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将2004年确定为数字发展年和产业发展年 [15]，其实，还可以说，2004年将是中国电视改革的试点年。最近，在中央的部署下，中国电视业正在进行以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为重点的试点，正是这种试点的氛围，为中国电视的深刻转型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授权试点的地区和机构，或者是自发试点的地区和机构，都可能为中国电视改革提供具有深远价值的经验或者教训个案，这些个案都是为最终形成具有活力的广播影视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市场运作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提供历史阶梯。

注释：

[1] 徐光春《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24日）。

[2] 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3] 朱虹（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秘书长）《内地广播影视业发展状况与政策——在香港国际影视展和政策法规研讨会上的讲话》，《电视研究》2003年11期。

[4] 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5] 徐光春《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24日）。

[6] 胡占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创广播影视管理工作新局面——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7] 参见本报记者孙冬梅《着重数字和产业发展的广电2004——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亮剖析》，《中国广播影视报》2003年12月30日。

[8] 参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

[9]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2003年11月14日）。

[10]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15号《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2003年1月7日）

[11]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全面推进广播影视的数字化、网络化——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在2003CCBN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国广播影视报》2003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