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层次的表意阶段，其内涵性主要是隐喻功能起作用的结果。如，当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春节晚会出镜拜年的人物由各类娱乐明星换成科学家，或者科学家出现在屏幕上的次数已经超过歌星、影星时，这个现象对应的意义是科学家在社会中受到尊重的程度。在此，意义的移位现象是由一个社会价值的平面转移到表现频率的多少的平面，并且建立了对应关系。如果这个关系被观众所理解，它就可以作为一种规则，继续建立类似的关系。如演艺人员把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出镜看作是自己出名或者引人注目的最佳机会一样。同理，当那条清澈见底的河表达治理河水污染效果时，两者之间关系的建立是隐喻发生了作用。
对于隐喻和转喻的使用，情节式的电视广告特别突出。在短短的半分钟内尽可能的转换使用这两种手段，使两种功能交替起作用，以表达作品的意义。如关于保龄参的广告：画面一开始出现女儿和女婿给丈母娘送礼的情景，女婿叫一声“爸—妈—”，丈母娘眉开眼笑地说：他每年都送保龄参，这就叫一心一意啊！。这个画面转喻功能在于两个方面：以保龄参这种补品代表了过年的礼物；以保龄参代表过年给老人送礼 [3]。其隐喻的功能三个方面：给老人送礼对应子女应该孝顺老人；孝顺对应阖家欢乐；“一心一意”这句话更是双喻之词了，它试图将送保龄参与孝顺老人、阖家欢乐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我们从这则广告中还发现，电视广告为了掩饰其推销商品的真实意图，或者说是为了与客户联络感情，千方百计地突出画面的隐喻功能，即第二层次的内涵性，最后强调其转喻功能，这也可以称作醉翁之意不在酒。
费斯克（j·fiske）将隐喻与转喻的表现形态及结构关系用下列图式表示 [4]： 
在用符号生产意义的实践中，我们看到隐喻型话语和转喻型话语，但是每一种类型的话语并不一定是在二者（隐喻与转喻）之间进行排他式选择，只是以其中某种更占支配地位为参照。
四
任何的符号都会置于一个文本之中，使它与其它符号一起构筑文本的意义——一个完整的言说。符号与符号之间仍然是在已经确定的规则中建立关系的。从这些规则中解释每一个文本的解释，即对解释的解释，是符号学揭开图像符号“神话”面纱的又一种演示。
一个表达完整意义的符号组合可以称作语句。依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各要素间的关系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中每一个层面都产生其自身的价值。
第一个层面是组合层面。组合是句子的一种排列，具有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延展性。句子是由一系列的符号组成的一个水平链，它们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定和协议构成完整的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聚合层面，用索绪尔的术语是联想层面（associations） [5]：“在话语（组合层面外）之外，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的要素在记忆中联系起来，形成由各种关系支配的集合”[6] 。联想构成的集合不仅仅把呈现出某种共同点的要素联在一起，它还能够抓住在每一个场合（意义产生的场合）把要素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关系的性质。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联想是对词汇而言的，词汇（paradigms）是指一系列或者意义或者形式有共同性的符号。我们可以由一个符号联想到一个系列，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符号用于组合。如果话语的主题是“孩子”，那么说话人可以由“孩子”联想到“儿童、小家伙和小鬼”等词汇，然后从中选择一个，因为所有这些词汇在某种意义上是互等的。组合则是一条水平语链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定和协议，彼此组合成一个句子或片段。当你陈述“孩子”这个主题时，你可以从一些语义相关的动词中选择一个：睡觉、瞌睡、打盹或玩耍、嬉戏、打闹。
组合层面与聚合层面的关系非常密切，索绪尔用下列比喻表述两者的关系：每个组合单位如同古建筑中的柱子，这根柱子与该建筑其它部分（如下楣）有着真实的毗邻关系（组合关系）；但如果这根柱子是多利安式的，它会唤起同其它样式柱子如中国式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以至于组合只有通过连续唤起联想层面以外的新要素才能“前行”。[7]
以上是从语汇和语句构成的纯粹性上分析的。实际上语汇和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下（说法）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不同的语境对语汇和语句的构成是有限制的。作为表达意义的符号，在其选择和组合方面也依照此规则。
例如天安门、人民广场、英雄纪念碑、鲜花等图像在国庆五十周年的文本中被选择和组合起来，这是符合言说国庆事件的既成规则的。如果打破这个规则，做另外的选择，那就会离开“国庆盛典”这个文本。尽管联想是个人化的，但由于组合的规则性，联想必须随时响应组合的召唤——文本整体意义的诉求目标。选择的“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又是在组合的原则中产生的。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选择与组合原则，我们看到文化是一切选择和组合的基础。以用国旗做面料的时装表演为例。一面由某国国旗制作的时装在设计师那里是他无数个创意作品之一，它表达个人的设计理念。而这面国旗穿在哪个国家的模特身上，在哪个国家表演，产生的效果会有差别。如果拥有这面国旗的国家历史上曾经侵略过另一个国家，另一国家的模特穿这件时装在自己的国家表演，就会伤害本国观众的感情。如果忽略了文化背景，也就是忽略了观看者共同的历史意识，引发的效果会使创意者始料不及。时装表演作为完整的言说，其意义是表演行为和观看行为共同构成的。这个例子说明，不论是在选择层面，还是组合层面，都是一种规则下的“游戏”，纯粹的符号能指会置入被认可的所指。如果不被认可，整个文本的意义会被否定。
五
视觉图像符号愈接近我们的文化特色，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强。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真实的（不论是图像，还是实况音响），我们愈容易接受。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特别适合将特定的图像加以普遍化，赋予其文化界定的意义，转化成内涵性更为广泛的符号。如，当七八个身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出现在屏幕上（同时响起《爱我中华》的歌曲）时，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和性格特点，但是，我们在观看这幅图像时，他们已经失去了特定性，成为概念化的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
需要强调的是符号的组合是在双重的成规下进行的，即符号系统的规则和操作符号的人的文化背景。符号约定俗成的作用，确定了特定文化社会特有的风貌，反过来说，特定文化社会也是符号约定俗成的前提。如，一个表现两个儿童手拉手、蹦蹦跳跳放学回家的画面，可以与红绿灯交通标志组合，它代表的意义是：放学后儿童要注意交通安全；当它与一片艳丽的鲜花放在一起时，它代表的意义是：儿童的生活如鲜花般灿烂。如画面上出现一个人当众在餐桌上切割整头小乳猪时，会被现代人视为残忍行为。而在中世纪，餐桌上摆放整体的家禽并当众表现切割技术却会被视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文化修养。当画面出现驯兽人将活牲畜放进狮子笼以供狮子撕咬时，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会提出强烈的抗议。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明文禁止此行为。但是，当我们在动物世界中看到金钱豹追杀羚羊和其它的动物时，却不会提出抗议来，因为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是：动物世界有它自己的生态平衡办法。这些歧异的产生不在于能指的变化，它由符号所在的、被文本规定了的位置决定。
注释：
[1]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页429
[2] 西湖白堤北面第一座桥，传说中白娘子与许仙相会之地。——本文作者注
[3] 参考补药“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不送礼，送礼只送脑白金
[4] （法）费斯克着，郑明椿译，《解读电视》，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6年
[5] 此处用“聚合”一词是为了与被广泛使用的“组合”一词相对应。——本文作者注
[6] （法）罗兰·巴特着，王东亮译，《符号学原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6月，页53-55
[7] 罗兰·巴特着，《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页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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