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善意的谎言”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给人印象如何呢？法国《费加罗报》11月25日的报道中指出：“事件尤其突显了中国政府缺乏以冷静和透明的姿态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在哈尔滨，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试图严格监控新闻传播，另一方面是各网上传闻﹑手机短信﹑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直到本周初，哈尔滨地方当局见事态无法掩饰，才通报市民可能发生松花江污染。”法国《世界报》24日的文章甚至称这次事件是 “化学切尔诺贝利事件”。这对于中国的国际上形象，是一次极大的损害。吉林、黑龙江的政府和传媒，只本位主义地考虑眼前的利害得失，而在世界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样的教训，实在不该再重复了！
公告二：11月22日，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6号：“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据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水体未发现异常，但预测近期有可能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为确保市区内人民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安全，哈尔滨市政府决定，22日20时左右，市区市政供水管网将临时停止供水，停水时间约为4天（具体停止供水和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8]
公告三：同一天偏后，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7号：“根据省环保局监测报告，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后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为了确保我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政府决定于11月23日零时起，关闭松花江哈尔滨段取水口，停止向市区供水，具体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望市区内广大市民群众及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给予谅解。”[9]
26号公告证实了政府之前的谎报行为，同时起到了信息纠错的功能。信息纠错在危机信息管理中至关重要，尤其是来自危机管理者方面的。处于危机信息流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在接收外来信息时自然会努力减少噪音，但是作为信宿，他们只有接收信息的权利而没有办法掌握信息源，因此结果就像25号公告发布后那样，以噪音（人际传播间）抗拒噪音（官方媒体）。消除噪音还要依赖权威信源，即危机管理者的信息。信息纠错使信息流中的噪音减弱，准确信息占据主导地位，信息流恢复常态运行。26号公告是此次危机传播中哈尔滨政府作为信源首次发布危机识别信息，哈尔滨市民作为信宿接收后，对水污染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影响时段有了认识，这是公民行动的重要依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26号公告是进步的表现。
但是，这两个公告属于来迟了的危机识别信息，不是危机应对信息。有了危机识别信息不等于就自然获得了危机应对信息，尤其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危机中，认识到危机的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时，恐慌的程度并不亚于不知情时。“由于政府在开始的公告里，仅仅要求大家自己储备水，而政府会采取什么相关措施，却没有给出，一时间，哈尔滨市出现了种种恐慌，在当地流传已久的地震传闻，也在加剧着恐慌。虽然当地政府否定了地震的可能，记者采访的不少哈尔滨市民都坚信，近期大庆可能会有一场地震。”恐慌之下，“人们纷纷扑向超市，紧急从超市抢购物资，主要是抢购饮用水和食品。导致商场的饮用水一夜脱销，并且在大街小巷出现了黑市；火车站、飞机场人山人海，就像春运一样，火车票很快销售一空，飞机票也往往只剩下几张头等舱。很多人不得不纷纷用各种交通工具，转到其他城市再飞往其他地方。而且各种谣言四起，传说黑龙江要有地震等等。”[10]
从11月23日起，《黑龙江日报》才开始在报道中涉及危机应对信息，并在11月24日2版开辟《关注松花江水污染特别报道》版，相关报道逐渐增多，恐慌、谣言和疯狂抢购行为逐渐平息。但是对政府处理危机行为不当的批评和社会恐慌的报道，《黑龙江日报》只字没有，而是出现在其他省市的报纸上，如同《吉林日报》关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导致哈尔滨停水的责任、吉林省副省长前往哈尔滨道歉等不利于本省形象的报道一概“失语”一样。
在此次危机传播中，还有一个信宿是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俄罗斯方面。松花江注入黑龙江的苯污染带到达俄罗斯远东地区时，苯含量预计超标7－10倍，拥有150万人口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和附近区域将成为直接受害者。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及时获得危机识别信息对于提前做好危机应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据《第一财经》报道，环保总局直到24日才通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25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解释：“……我们认为，吉林省政府的做法是可行的，保证了群众没有受到影响。至于向俄方的通报问题，我想，从现在开始，这个受污染的水流流到黑龙江（俄罗斯境内）还有14天左右的时间，影响程度会有多大，目前来看，它是在减弱，影响的程度会越来越小，所以现在把这个情况如实地、详细地向俄方通报，我们认为时间也不算晚。”[11] 承认污染到黑龙江，意味着可能承担巨额的赔偿（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俄罗斯议会要求中国赔偿黑龙江水污染。杜马(议会)副主席亚历山大•扩萨里可夫发表声明说，中国应该对黑龙江支流松花江水的污染给予俄罗斯赔偿，以便俄罗斯采取避免生态环境灾难的防护措施。扩萨里可夫表示，赔偿金额不少于几百万美元。“肇事方应该负责消除这场环境污染带来的一切费用。”），但是早通报可以减少赔偿，晚通报会加重赔偿，这个道理被掩饰责任的惊慌心态遮蔽了。到无法遮掩之时（10天后）才通报俄方，表现了国家环保局在国家关系层面上与吉林、黑龙江省政府遮掩事实有同样心态，至少缺乏国际环保责任意识。中国是国际减灾协会成员，有及时通报灾情给相关国家的义务。
总结《黑龙江日报》和哈尔滨政府在此次危机传播的表现，参照本文前面所显示的此次危机信息流流程图，可以归纳为下图： 
（“�/北硇畔⒘髦卸希� ”表信息流畅通）
四、总结与分析
在城市生态危机传播中，危机识别信息必须及时、公开传播，它不仅是危机管理者决策的依据，更是公众行动的重要依据。政府作为权威信源，负有提供危机识别信息的责任。媒体作为危机信息的信宿与信源共同体，不仅是政府的“危机信息代言人”，更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仅仅充当了前者而丧失了后者的职能。
城市生态危机事件影响到数量很大且极为密集的人群，对危机信息的隐瞒和和谎报，都将阻碍信息流的正常运行，产生大量噪音，导致社会恐慌和失控行为。保证危机识别信息及时公开的传播，是遏制噪音的第一步。
危机识别信息的传播还远不是危机传播的终结，正如哈尔滨政府在公开危机识别信息后社会反而进入更加混乱的恐慌阶段所揭示的，与危机识别信息相对应的危机应对信息，在危机处理中相当重要。这种应对信息能否及时传播并被信宿所接收，是权威信源的另一核心管理内容。
英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特指出：“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12] 这句话是对危机传播本质特征的精道把握，也揭示了这次哈尔滨水污染停水危机中没能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根本原因。这次事件说明了如下的道理：不论是危机前的信息预警、危机爆发后的新闻发布和公众沟通,还是危机后期的形象修复等,无一不需要调动一切信息传播手段来进行。正如美国学者费姆－邦茨（k.feam-banks）所说，“一个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13]
政府历来都是危机管理者，也是权威的信源，如何充分发挥信源角色，是进行有效传播管理的关键。危机传播理论中有个著名的“3t”原则:“tell it your own(告知你所知道的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14] 3t原则的满足，也就是对知情权的满足。
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吉林和黑龙江省的政府没有及时透明地传播危机信息，当地传媒对涉及本省的问题保持沉默，显然主要不是传媒不愿报道，而是多年来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起作用。现在各地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控负”，这成为地方宣传机关的主要职责。一些领导评价本地区本单位宣传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便是要将本地区本单位的负面信息控制为零。
尽管这次两省政府和传媒初期采取的封锁、歪曲危机信息的模式在历次公共危机事件中被反复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为什么仍然不断重演？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对“政绩”的考核标准被扭曲了，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意识，“控负”成为危机传播中政府的习惯性思维，尤其是危机事件局限于某一地区时，侥幸瞒天过海的心理往往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知情权必然成为牺牲品。
11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关于信息发布的提问时回答说：“信息的发布我们理解有几种方式，向公众发布是一种方式，向地方政府和沿线受影响的一些企事业通报也是一种方式。”[15] 这里谈的是松花江污染事件，涉及社会的整体利益，不仅直接受害的城市市民，而且全国的公众，甚至国际社会都有权了解情况，如果这样的知情权成为依形势需要而定的选择项，知情权的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如何保证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来承担传播与己不利信息的信源角色，不仅是传播学的思考，更是社会学、政治学的思考。参与制定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学家周汉华谈到，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16] 这才是公共危机传播的国际惯例。
在此次危机传播中值得反思的另一主体是大众媒体。“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危机传播被公认是危机管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17] 因此，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是大众媒体取舍信息的重要尺度。可是在此次危机传播中，《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并没有履行应有的信息沟通职能，只是被动地传递政府需要传播的信息，对各自地方政府不希望传播的信息则讳莫如深。与之相比，《第一财经》对危机事件的关注程度和角度，远远超过这两家与当地市民休戚相关的媒体，并且大胆地对政府的处理手段和发布的信息真实性提出质疑。这可能与《第一财经》为异地媒体，几乎所有稿件都是由该报派驻吉林和哈尔滨的记者采写而成有很大关联。其他异地的报纸也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中国经济时报》认为，如果个别领导人不负责地撒谎，那么这是对社会犯下的一个严重罪行，因为任何流言都可能会引发一场社会灾难。上海《东方早报》说，由于没有向公众通报实情而导致的恐慌和连锁反应将极大地损害政府的信誉。拖延并掩盖真相和疏忽大意，都会导致灾难迅速恶化。但是同为异地媒体的《北青报》，几乎所有稿件都是转载于新华社，在评论方面也没有明显的作为。这种异地监督的现象，为如何保障舆论监督的有效性，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无论是地方媒体，还是全国性媒体，如果面对广大人民面临的重大生态危机麻木和冷血，面对危机管理者错误的决策无动于衷，习惯性地与之达成传播的默契，完全不履行传媒的社会公共职能，无疑是媒体的悲哀。
注释：
[1] 《第一财经日报》11月24日a2版《追究环境灾难的法律责任》
[2] 《吉林日报》11月24日头版《高度重视 全力防控》
[3] 钟新《危机传播研究》第123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5年
[4] 《黑龙江日报》11月25日头版《答疑》栏
[5] 《第一财经日报》11月22 日头版《哈尔滨紧急停水4天原因待查》
[6] 《北京青年报》11月22日a13版《哈尔滨今起全城停水四天》
[7] 《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26日4版《停水曾发布“善意的谎言”》
[8] 《黑龙江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制定紧急供水方案》
[9] 《哈尔滨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正式停止市区自来水的公告》
[10] 《第一财经日报》11月25日a2版《哈尔滨停水事件政府危机管理透视》
[11] 《第一财经日报》11月25日头版《环保总局定性石化爆炸为重大污染事件》
[12] 迈克尔·里杰斯特《危机公关》第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版
[13] 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8月p20
[14] 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8月p21
[15] 《吉林日报》11月25日头版转2版《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16] 《新京报》2005年9月20日a22－23版《中国保密制度重置底线》
[17] 钟新《危机效应与媒介功能》，《国际新闻界》2003年5期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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