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业文化大潮对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电视传播领域中，集中地表现为电视剧的文化品位低俗和游戏娱乐类节目的大量“克隆”的倾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出电视精品，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而且也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方向。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商业化、贵族化和同质化。我们赞同和呼唤电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本土化。
[关键词] 电视传播 商业化 贵族化 同质化 本土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业文化大潮对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无主流、无深度、一次性、平面化的消费文化呈现泛滥的趋势。这些东西反映在电视传播领域中，集中地表现为电视剧的文化品位低俗和游戏娱乐类节目的大量“克隆”的倾向。脱离生活、远离现实、题材雷同、内容重复、情节虚假、人物模式化的所谓文化快餐，不仅倒了观众的胃口，而且严重干扰了主旋律的弘扬。因此，电视界内外对高品位、高水平的电视精品的呼唤和生产，不仅充实着电视这种现代传媒的思想文化力量，而且也是实现电视“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正确途径。
电视娱乐节目是电视文化的四大功能之一，通过收看电视娱乐节目获得休息和消遣，这是人民群众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正因此这样，电视艺术才成为今天最有群众性的一种艺术。电视给人们带来娱乐的这种广泛性，决定了电视文艺节目必须从满足观众多层次、多方面的要求出发，努力做到丰富多彩，雅俗共赏。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以电视剧和文艺晚会为主要方式的电视娱乐节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具佳的精品之作还显得太少，大量平庸的电视剧冲淡甚至淹没了电视佳作。在“电视剧就是通俗艺术”、“电视剧的商品化趋势不可阻挡”等所谓“理论”的误导下，有些电视剧出现了偏离文化的倾向，表现出一种拒绝其文明教化作用而纯粹供人消遣的所谓“潇洒”。于是，在电视屏幕上，种种有悖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生活的“活法”，冲击着电视剧这种现代艺术本来就必不可少的底层感和平民情结，动摇着电视剧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殷切关怀。在影视界，有人声称“要气死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戏说一个皇帝，演绎一个宰相，编造一个皇后之类的东西在屏幕上大行其道，深刻和理性受到嘲弄与冷落，媚俗和浅薄博得了认同与喝彩，而这些竟然被冠之为“老百姓喜欢看”、“电视剧就是游戏”。有人公然声称拍电视剧是“玩电视”、“过把瘾”，只要能拉来赞助，从剧本的品味到演员的质量都是次要的，于是，什么虚假的本子都敢拍。所有这一切都在警示我们：中国每年多达几千部集的电视剧的产量当然是惊人的。但是，数字诞生不了美，艺术繁荣的标志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一部艺术精品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几十部乃至上百部平庸之作都不可比拟的。平庸之作再多，屏幕也不能繁荣。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已有的成就和种种的不尽人意告诉我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出电视精品，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而且也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方向。
弘扬主旋律，在现阶段就是努力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是时代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时代总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精神，一个发展着的社会总是具有时代的思想主流，主旋律就是这样的精神和主流，它代表了时代精神。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热情颂扬催人奋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中国电视弘扬主旋律的应有之义。
提倡多样化，就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健康有益的前提下，鼓励电视节目在风格、样式、观念、题材、体裁等方面的多样性，以适应社会各个阶层、不同观众的各个方面的需要，丰富电视屏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电视节目要努力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手法，表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历史与现实，雄伟与细腻，严肃与诙谐，抒情与哲理，喜剧与悲剧，只要是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受到欢迎。”［1］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中国电视传播的指导方针之一，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总的指导思想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发展方针的具体体现。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这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电视传播中既要有英雄曲，也要有小夜曲。因而，只讲主旋律不讲多样化，屏幕就会太单调；只讲多样化而放弃主旋律，屏幕就缺少了灵魂和支柱。当然，强调弘扬主旋律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些干巴巴的政治口号，不是生硬地为某项政策作模式化的图解。电视精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产物，是教育、认识、娱乐和审美的综合体现。电视节目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应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精益求精。这样的作品才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才能在整个文化市场的竞争中赢得优势。中国电视精品不仅要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涵和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要有饱满的激情来表现时代主流和时代精神，表现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艰辛和创造。从本质上看，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是人民群众对电视节目的迫切要求，是繁荣电视节目的关键所在。努力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制作精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并能经受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应当成为我们创作精品的标准。把握时代脉搏，描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映当代生活的风云变幻，揭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曲折和阵痛，这是从更高的层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中国电视文化产品创作和创新的“重头戏”，也应当是众多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主旋律。
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媒介，不能仅仅满足于用所谓“快餐文化”和游戏娱乐去充斥观众的休闲时间，电视传播应当承担一种文化使命，这就是要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还必须看到，电视节目在面向大众、雅俗共赏的同时，还承担着用高雅文化引导观众和影响观众的使命。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完全根据接受者的数量来判断电视作品的优劣。在电视作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之一的现时代，应该鼓励和扶持那些具有思维个性和艺术个性的电视节目，并以此去有意识地、逐步地引导广大电视观众，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就是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满足观众的需要并不是低水平的重复，更不是有意迎合、故意媚俗。中华民族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需要电视去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需要电视去提高，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和人民不屈的奋斗需要电视去正视，中华民族当代的伟大复兴需要电视去表现。因此，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之一，而且也是中国电视的历史使命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事业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电视大国。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同电视节目数量少、质量差、格调低的矛盾日益明显。近年来，在中国电视的产业化、集团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电视的商业化、同质化、庸俗化、贵族化倾向也愈演愈烈。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受到许多电视台的追捧，出现了数十家省级电视台同播一部电视剧的“电视奇观”，而这些电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又是比较低劣的；二是游戏娱乐类节目被大量地“克隆”，尤其是在节假日的黄金时间里，屏幕上大呼小叫，争相搞笑。至于屏幕上的“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聊天风”、“猜奖风”、“破案风”，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华丽的信号究竟给社会心理输送了多少健康生长的维生素和营养？尤其是高踞信号榜首的中国电视剧，又到底给本来就漂移不定的大众心理灌输了多少人生的定向、审美的规指、心灵的依靠、信仰的关怀？”［2］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电视传播多样化中的某些“另类”予以深入的辨析。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商业化
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仅原有的文化形态找到了自己在电视传播中的落脚点，而且借助广播电视的表现方式扩大了各自的领地和影响。至少，电视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等文化形态方面的普及和传播中功不可没。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它任何文化形态，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电视对文化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作用。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语引入“电视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冲击，“物质丰裕，精神痛苦”这种“病态社会”中人们被异化了的生活也通过电视表现出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看电视花去的时间）还是广度（看电视的人口比例）上说，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3］
电视这种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其运转过程与现代大工业生产极为相似，电视事业发展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文化工业迅速成熟，使文化市场日趋丰富。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看，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艺术向商业化靠拢，实际上表明整个中国社会纳入市场体制运行轨道的深刻变革。我们之所以说电视文化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怪现象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无序甚至混乱的现象，非理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从社会宏观角度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一种理性化的经济行为。电视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强烈的经济行为表现，这是正常的；中国电视文化的完善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不难理解，但如果总是跟着感觉走，以耻言理想、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游戏人生为“潇洒”和“乐事”，以对艺术的冷落为代价，那么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戏化将永远是中国电视文化无法逾越的严重障碍。
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不等于说“赚钱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以牺牲电视的人文关怀和生态环境为前提去发展也是硬道理。中国电视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那种认为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的看法，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电视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并不是体现在它的融资和挣钱能力上，电视台永远不具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性质。电视事业的综合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功能。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电视节目，去不断满足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这才是电视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不是人的生存为增长服务。因此，坚持电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面对包括中国加入WTO等等在内的新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中国电视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不能是以消解意义、躲避崇高、无序竞争、拼命媚俗为前提，甚至以牺牲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为代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现出来，某些广播电视节目具有商品性，要讲求经济效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电视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兴趣爱好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就更应强调电视节目的社会属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中国电视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可以统一的，真正社会效益好的电视节目，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和集团化，决不等于电视的商业化。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的体制根源，认识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在制度安排上的弊端，从而从制度创新的高度纠正电视商业化的不良倾向。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中国的电视台、电视从业人员、电视受众堪称世界之最。然而，电视大国不等于电视强国，数量大不等于质量高。一些电视台为维持生计，乱播滥放，格调低下，这不仅对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而且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在媒体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电视台的强大生存压力和强烈发展欲望。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发展电视事业的方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和实施的，它对于弥补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迅速扩大电视的人口覆盖率产生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四级办电视”的方针政策，就没有中国电视的今天。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四级办电视”为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不失为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
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Current Shanghai Media Landscape in the Age of Glo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