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导致了重复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浪费。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致使覆盖效益降低，“散”、“乱”成为现阶段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电视的无序竞争必然是以电视资源的浪费和电视节目的品位低下为代价的。现在常能目睹这样的电视播出现象：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在播放中，常常插入广告而使电视剧的完整性受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画面在不少地方的转播中被打上本地的滚动小广告；电视节目中的在场观众明显的企业色彩和广告效应，等等。人民群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与电视节目数量少、质量差、格调低的矛盾，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存在。中国电视业现存的规模数量型和粗放型特点，决定了距优质高效和集约型的有序发展目标还相距甚远，决定了电视文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决定了电视对大众文化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的电视资源养不起也养不好现有的这几千家电视台。因此，要从制度上筑起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商业化的堤坝，就必须切实减少中国电视台的数量，把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电视台坚决清除出电视序列。
就中国电视走向国际市场而言，那种认为电视的商业化程度愈高愈是与国际接轨的看法是片面和有害的。中国电视界的新派人物杨澜的这样一番话颇给人以启发：“到底是不是做文化就一定得在商业上失败？为做文化就非要献身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后来多走了几个国家我却意外发现，事情并不都像我在国内讲的那么悲观，国外恰恰就有很多既做高品味电视文化，又在商业运作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美国电视的历史频道，它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甚至远远超过了很多综合频道。所以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真的一点没有这种节目（指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市场和观众需求，而事情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是我们没有找对路径。”［4］我们深信，优秀电视文化产品本身所蕴涵的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对电视应有的文化意义的挖掘和追求，以及电视表现手段上极具精英色彩的人文关怀，等等，不仅处于21世纪中国电视的主流地位，而且肯定有既叫好也叫座的光明未来。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贵族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安邦治国的角度看，一方面，要以科学、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对待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新变化，要着重考虑并满足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引导，增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应当看到，对社会结构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以及这种新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电视在传播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从总体上看，在电视传播中，工人、农民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数量少、质量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视节目还太少，而且，电视传播中对下岗职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窘迫的展现，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工人阶级的价值和尊严。有些反映工人、农民生活的电视剧，又把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创业过程塑造成了“暴发户”的生活轨迹，给人一种“多亏下了岗，才成大老板”的感觉。这种“落难公子中状元”式的电视作品，不可能真正反映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粉饰太平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导。另一方面，对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屏幕形象，也存在不少扭曲。例如私营企业主的一掷千金和纸醉金迷，他们与女秘书的情感纠葛，甚至包括成为黑道头子后“看上去很美”的善解人意和极尽孝道，都可以找到对社会新阶层的了解和把握浅尝辄止的创作弊病，更暴露出在电视传播中，缺乏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国家的主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蓝领”或“白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人阶级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下岗职工的存在以及再就业，就是这种牺牲的客观反映。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所付出的成本，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所以，违背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通百姓的生活实际，去勾画一幅幅虚假的“清明上河图”，是与中国电视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文化战略背道而驰的。
曾几何时，屏幕上星级宾馆富丽堂皇，大款小密情深缘浅，大酒店、美容院、住别墅的女人、中国模特、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如此众多的情节离奇的肥皂剧和爱得寻死觅活的言情剧，让无数中国的普通百姓不由自主地发出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感叹。问题在于：别墅、美容院、大酒店……，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而且，不论是政府的目标，还是百姓的希望，都不会将这些场所作为自己理想的园地。那里发生的一切在引起观众最初的一种新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巨大的隔膜感，这种隔膜感，如果能以冷静思维告诫自己不可攀比，那还算幸运；不幸和威胁恰恰在于，当富丽堂皇同现实中的穷乡僻壤形成巨大反差时，它所引起的副作用便原形毕露：观众只好抱怨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无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挥之不去，特别是当中国的下岗职工日渐增多时，看到屏幕上那一掷千金的场面，实在反差太大，下岗职工那能不反感、不气愤？所以，这种“富丽堂皇”的宣传实际上就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种诱因。
星级宾馆、腰缠万贯、极尽奢华，在其中出现一些死去活来的故事，这当然也是多样化中的“一样”，在中外电视剧中，这种题材并不少，这种场面就更多。从提倡多样化的角度看，这也无可非议。弘扬主旋律，也并不是一味展现农舍院落的破败、下岗职工的艰辛之类的画面就让人肃然起敬。但正像描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是透视着电视的心灵关怀一样，对高消费一隅中发生的一切，电视应当表露出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倾向。那种半是欣赏，半是自愧佛如的屏幕信息，对我们的民族、对广大的民众，没有丝毫终极关怀的意味，而只能是终极伤害。
仍然是那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瑟罗指出：“如今，最经常被邀请来你家的邻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邻居。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大约要富裕4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5］ 在美国，“4倍”这一数字就使人获得一种简单的清醒，而4倍放在中国应是几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的这种国情，对中国电视传播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中国的电视传播必须对宏观的社会大背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聚焦和观照。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起步走向富裕的国度里，目标尚在远方，贫穷就在身后，中国的电视传播决不能对这一基本国情视而不见。确立人民群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成为荧屏聚焦和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这是中国电视的基本属性之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电视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中国电视只有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首先赢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中国电视的发展，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从世纪之交中国电视的总体态势来看，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中国电视的传播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社会承受程度的大小，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电视准确地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就能对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积极引导作用。当“一掷千金”被诱导为“潇洒”、“挥金如土”被隐喻为有“派头”时；当“赢得观众”演变为“媚俗和迎合”时；当“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时，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就被动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就被歪曲了，中国电视的基本定位就严重地错位了。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同质化
所谓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的电视节目出现的某种程度的“互文本”现象。形象地说，就是所谓“克隆”，通俗地说，就是“扒过来”。从表面上看，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十分迅速的，甚至像瘟疫般流行，其突出的表现是，受境外电视文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等节目形态在屏幕上颇为流行。例如，节假日黄金时段的《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不过是台湾的《雅嘉非常男女》在此岸市场的翻版；而收视率颇高的《开心辞典》、《幸运52》、《超级大赢家》则是国外的《百万富翁》的“克隆”。于是，“媒介文化同质化”的论点也随之而起，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依照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发展出纯粹的本土媒体文化去抵抗西方的媒体文化，也不可能以本土的肥皂剧来冲销《达拉斯》这类肥皂剧的影响，因为一进入媒体文化的大环境，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就会加剧，也就是我们只能以比《达拉斯》更《达拉斯》的电视剧来取代前者，而不可能依照民族原有文化特点来制作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肥皂剧’，因为真正中国特色鲜明的可能是京剧或各种地方戏剧。”［6］
“电视文化同质化”的观点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种反映。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它会影响和辐射到其他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已使每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大循环中去。很明显，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一个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而且会导致文化文明、思想观念、人权标准、道德准则的尖锐冲突。我们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力量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本国的民族文化将面临着被同化甚至被异化的可能。因此，文化全球化和电视全球化已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电视面临的实实在在的一种压力和威胁。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文化，其输出者都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和进攻性，所谓“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无一不是借助于经济实力的强势文化使弱势文化向其趋同，而电视文化的嬗变无疑又在其中扮演了首当其冲的角色。
所以，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大气候中，我们的电视传媒是否需要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又如何通过电视节目加以体现？这就不仅是一个电视传播多样化的技术问题，更是关乎中国电视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我们必须坚持文化多元化的基本立场。从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点出发，对于外来文化的引进必须在比较、选择和批判的氛围中进行；为了保护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点，对不符合本国价值体系的外来文化必须进行抵制和禁止。而且，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会毫无限制地让其他国家在本土建立电视台或其他媒体。
实际上，作为电视传播的另一极的电视观众，在本质上最终不会失去自我，尽管他们可能在外来文化及其具体的电视传播形态和样式面前会表现出短暂的接受热情。但是，“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中国电视观众的情感体验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他们对电视盲目追随和模仿外来文化的举措不可能产生终极的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意念、文化自尊、文化价值取向是无法彻底替换的。美国的电视文化虽然强大，但它也不可能完全将欧洲文化“美国化”；同样，中国电视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美国化”。
与电视文化的同质化相反，我们赞同和呼唤电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本土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电视文化生产的本土化受到我国特定的电视组织类型的制约，为我国特定的文化场域结构所限定，是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7］ “中国的电视是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地上和吸收着世界上优秀电视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但有效地整合了世界电视文化的成果，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电视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形态的最佳总结。”［8］我们应当时刻铭记：中国的电视文化拥有五千年丰厚的文化历史资源，有着遍布全球的十多亿华语电视观众，这是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巨大财富。在我国加入WTO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视文化要实施本土化战略，与时俱进，面向国际，不断创新，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电视文化产品，去拓展民族文化的海外市场。
加入WTO是一个双向市场开放的过程。在我国对外国产品和企业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为中国产品和企业进入世界市场带来了商业机会。中国电视也是这样。今天，中国电视的“上天”问题已基本解决，而“落地”却还存在诸多障碍。特别是中国电视进入西方主流传媒，仍然任重道远。既然WTO具有双向性，信奉平等交流的对等原则，那么，中国电视便可充分利用这一游戏规则，为自己争得世界电视市场。
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电视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主要局限在东南亚的华人圈子里，产品的类型以电视剧和文艺类节目为主，这与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目标相去甚远。事实上，进入西方主流传媒的中国电视产品只能是中国的优秀电视作品，只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电视作品。因此，这就给中国电视的节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流水线式的工业化生产的节目、“克隆”类的节目是不可能有国际市场的。中国电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在全球化、一体化的历史关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必须警惕殖民化的威胁。中国电视绝不能成为外国电视的录放机和传声筒。我们必须明白，世界电视行业的“龙头老大”们，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电视的。男儿当自强，看好我们自己的家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我们讨论电视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时，不能不提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电子化的信息沟通手段的飞速发展和日新月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电视不仅是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媒体，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信息产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电视产业领域加速发展的咄咄逼人之势，不仅使人们看到了东西方电视文化的差异，而且强烈地感受到了东西方电视产业的差距。我们应当认清，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主动并逐渐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不断冲撞的过程。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虽然包含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互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的泯灭，更不会产生某种普世文化。
我们深知敞开文明大门是强国之本。中国文化与文明同样具有吸收和采纳他方文化和文明的特点。在中国电视文化面临被同质化的危险时，躲避、龟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要认清“文化帝国主义”一心想着要克服、战胜、吃掉、消灭他方的文化和文明的霸权主义实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大胆交流、迎接挑战的既定方针，通过电视的传播，让中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人民日报》1997年5月26日第1版；
［2］张宏森：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17页；
［3］《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4］《大众电视》2000年第17期，第4页；
［5］《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6］见《文汇报》2002年6月22日第8版，蒋原伦文；
［7］见《文汇报》2002年6月22日，王昕文；
［8］《南方电视学刊》第四期，第46页，村夫文。
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Current Shanghai Media Landscape in the Age of Glo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