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VS新闻学(1)

[摘要] 新闻真实吗？如果任何一则新闻事件都是被符号承载着，那么符号本身的建构原则自然会限制和引导事件意义的展开。符号就会以遮蔽事件的方式，给事件以意义。如果新闻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通过媒体接触的各类信息为什么可以成为做出判断和行动的依据？当符号学与新闻学相遇的时候，符号学告诉我们符号是有遮蔽性的，所言不等于被言之物。新闻又始终把真实、客观、中立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任何一则新闻都寄居于某种符号之中。

在符号学的视野下我们如何揭示真实与所言的关系；在新闻学的视野中，我们又该如何坚定真实的信念？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追问和思考中，引出了符号学vs新闻学的一系列话语。

[关键词]符号；符号学；新闻学

abstract: is news true? if every news event is expressed with symbols,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symbols themselves will restrict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ent. symbols will give meaning to the event in a way that screens the event. but if news is not true, why the information we receive from the media can be the bases for our judgments and actions? when semiotics meets journalism, semiotics tells us that symbols can screen the event, and what to say does not equals to what to be said. truth, objectivity, neutralism，are alway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news, while every news is expressed with symbols. in the visual angle of semiotics，how we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the words? in the visual angle of journalism, how we stick to the faith to truth? facing such a series of questions, i will introduce the situations of semiotics versus journalism.

key words: symbols，semiotics journalism

一、符号学的想象力

对于符号学研究者来说，都会记得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 中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符号学”。[2] 从符号学研究范畴看，它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或表演，在更大的范围理解，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后，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符号。因此，符号学的研究涉及到意义表达的一切领域。在大众传播日益发展和广泛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项目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的符号性和用各种符号建构意义的方方面面，已引起人们的充分注视。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还不敢肯定除了人类语言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具有某种广泛性的符号系统······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3]

1、索绪尔语言学的启示

（1）语言/言语（langue/parole）的对应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准则。语言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原则。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正是语言的原则性、社会性、集体性，才保证了言语活动的有效性。

言语是指人们所说的话。与语言相比，言语活动基本是个人选择和实践的结果。言语是根据语言规则形成的有差异的个人的表达。从历史上看言语先于语言存在。但是，今天我们却找不到不符合任何语言规则的言语。言语的多样性不能改变语言的规则，否则言语无法交流。而语言存在的合法性，要依赖言语的实践需要。

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言语在这个共同的“集体中”[4] 是指人们的语言实践——所说的话。言语本身却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它的表现总是个人的和暂时的，[5] 没有“集体”的东西，因此它的整体活动没有办法认识。言语的个人性和语言的集体性使它们必须分开两路走。

这样，二者通过区别和归附关系阐明一切。索绪尔的研究就是对这种语言关系的创造性的陈述。

（2）能指/所指（signifier/ signified）

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又是强制的。

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变的。把语言结构拆分成两个部分思考，首先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能指—声音、形象部分与所指是不同的。那么，谁最初规定了这种对应关系？其二，既然一开始的对应就是约定俗成的，那么，改变关系是可能的了？谁又有权力改变呢？索绪尔的结论是个人无法改变，改变是在集体约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个结论势必吸引我们对语言的成规如何形成，个人如何在成规下进行语言实践产生浓厚兴趣。

（3）组合/联想（syntagme/associations） [6]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组合/联想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展开的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组合构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的关系。在话语中，一个词语和一个词语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意义就产生于言语的链条之中。每一个词语是在与排列在前、或者排列在后的两个词语相对立，才获得意义价值的。例如：“如果不下雨，我们就去游泳”。“爱是需要珍惜的”等符号构成的句子被拆解开放在字典中，变成“如果”、“不”、“下雨”、“我们”、“游泳”等单个的词语，它们就没有句子表达的意义了。

另外，在具体话语之外，许多词语都可以归放到和自己有某种共同点的一类词中。如教师这个词与“老师”、“先生”等联系起来。这种联想的关系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有共同点的词语不是以句子的长度为支柱的，它们属于每个人内部的语言词典。

2、罗兰·巴尔特 [7]的符号“神话”说

和语言符号一样，任何一个符号都包括了能指/所指两个部分。罗兰·巴尔特从意义建构过程将两个部分分成了表达层面（plan d’expression, e）和内容层面(plan de contenu, c)，有时候这一对概念也可以用直接意指/含蓄意指替代。意指行为（r）相当于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用erc表示。这种表达被制成下列表：

能指e1	所指c1
能指e2		所指c2

这个表说明当我们进入使用符号的实践过程后，有一些符号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对应的关系（能指e1+所指c1=能指c2），例如，在各种字典或者词典中一个字或者词语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在进入第二层表意活动后，符号学研究不是要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采取拆解工作，当它发现了原始对应关系建立的规则后，告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符号大部分已经不在原始对应的关系中心，它们已经离开中心很远的距离。有些词还保留回去的路，有些已经对过去的样子模糊不认了（能指e2+所指c2）。不论它们现在是哪一种，它们又都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依次继续，不会完结。

（1）意指功能（the signification）

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关系模式。也是以整体的方式看待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模式主要有3个层次。

a 直接意指（denotation）

能指同时既是意义又是形式。在形式方面它是空洞的，在意义方面它又是充实的。因为空洞，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有偶然性，是约定俗成的。所谓充实，是说它提供一种阅读方式和感觉方面的现实。当我们识字的时候，它在我们的认识中一直是充实的。因为在我们认识它之前，所指已经把意义延置到能指上。或者说外延的关系已经确立。如照片，通过把所指的外在形象延置到相纸上，这张照片与被摄者的基本关系确立。在这个层次，能指本身的价值首先是具备足够的合理性（文字符号中树具备的“木本植物的总称”这一意义也由于集体的约定俗成而合理化。）。其次，它提供了知识、记忆，还有事实、理念、相对秩序等。[8] 而当它成为一个固定形式时，又自我掏空，变得赤贫。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赤贫的形式具有了继续被操纵的可能，需要意指作用发生，重新填满意义。当最初的意义大举后退以后，意指的作用发生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第二个层次上，即能指e2+所指c2。

b 含蓄意指（connotation）

罗兰·巴尔特强调符号构成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形式—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义，只是使意义贫乏化。在第一个层面上建立的意义在第二个层次失去了一些价值却保持着被激活的生命元素，为接纳新的意义做准备。对形式而言，意义总是在历史的瞬间保留过，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在含蓄意指层次上，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第一个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构成另一个所指。这种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制的。

c 主体间的互动

了解主体间的互动首先需要了解“主体间性”（intersub jectivity）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某物的存在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一个心灵不仅能够体验到其他心灵的存在，而且包含着与其他心灵沟通的意向。

巴尔特分析使用符号的双方——指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可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证实。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相同相息的程度大。巴尔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人而宜，他们首先是臣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不论是制码，还是解码，都可以意识“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针对符号而发的，符号的意义在认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后，进入解读过程。解读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

这一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有人称作“意志共通感”）为同一文化群体成员所有，因为这个世界的主体间性“对于许多个体来说是共有的，因此其本身就包含着主体性”，[9] 使我们对许多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产生一致的领会。这种“共同性和共享性”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时势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当下的社会里，成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被认可的。因此，它也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确认的前提，它允许同一群体每个成员认识的深浅差别和感知的前后。所以，相互的共同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响群体所有成员的路径，而文化的成员属性也由此产生。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享既是一个获得意义的过程，因为意义既不是传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财产，也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意义不是早已存在于所指之中的，意义在收听或观看的实践中出现。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员间的符号交流也有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历史的，可以发生变化，有时候变化会在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只是表面难以察觉罢了。

（2）符号的“神话”性

“神话是一种言谈”[10] ，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单位，无论是话语符号还是视觉符号，都是一种言谈。言谈是一种传播，是信息传播。任何言谈都不是自在之物，只是针对自在之物的说法。将言谈解释为神话，就是强调言谈不是一件物、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想法，而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 因此，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

巴尔特如此描述言谈被神话化的过程：当一个概念被赋予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形式—意义上时，它并不使已有的意义消失，它的功能是扭曲、扩张原有的意义；当神话赋予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时候，神话掏空了第一层面的概念，只保留形式-能指，然后将神话置入其中，便构成了表达新的意义的符号。[11]

a 含蓄意指的再度植入

巴尔特认为任何一个符号的形式必须经常能够再度生根于意义之中。它必须能够藏在意义互换的现象中，继续意义与形式不间断的“捉迷藏的游戏”。在符号的神话性产生过程，其形式包含的直接意指的意义被驯服后，逐渐地退到远处，再度植入的意义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某种认识。它一旦被植入，就具有了意义，不过这个意义不是自然形成的。

巴尔特在分析一张法国国旗下敬礼的黑人军人照片时，详细而生动地解释了意义再度植入时发生的变化[12] ：

敬礼的黑人不是法国帝国的象征，他有太多的面，他展现了丰富、经验、随兴、天真等。但同时，这个展现被驯服，置于远处，几乎变得透明了（前面所言“赤贫化”。作者注）（再度置入意义后。作者语）他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共谋者，法国的帝国气派·······当他是法国帝国的概念时，又再度与世界的整体性、法国的一般历史、他的殖民冒险史和他现有的困难相联系。

b 神话——文化意义的召回

读者在这个层面上看到的不是一位名叫查里·约翰逊的正在敬礼的黑人，而是法国的帝国性。帝国性一旦进入照片，便使照片神话化了。照片的写实性提供了法国帝国性进入的基本条件，帝国性一旦进入，写实性就会被弃绝。黑人查里·约翰逊已经符号化为一类人，同时也淡化了其直接意指的意义。这个符号与法国少数族群效忠法国的概念建立起对应关系。

另例，2003年世界爱滋病义演晚会的名字叫“466/64”，这个数字是南非前总统著名的世界人权领袖曼德拉被关在狱中牢房时的号码 [13]。这个号码在今天早已经和数字以及选取这个数字的原因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也不是数字顺序中的一个位置。“466/64”是曼德拉狱中生活的象征。曼德拉的监狱生活又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象征。反对种族歧视又是平等、和平的过程，作为过程又与这个号码沿用了26年有关。关爱爱滋病人体现的是人类世界的和平、仁爱的主题。这就是说“466/64”作为能指其所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所指的不断移入，使得能指中的直接意指意义淡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意指进入到“466/64”这个符号中。“466/64”也就与更多的所指建立了对应关系。

3 雅克布逊的“语义路线”

雅克布逊认为符号意义不论在哪个层面上运作，其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是隐喻和转喻 [14]。

雅克布逊认为交流主题（topic）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转喻中得到最集中体现。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

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15]

当转喻的概念用在非言语的视觉符号上时，我们看到图像符号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自然构成的。一张玛丽莲·梦露的肖像促使我们接受，是因为二度空间的视觉表现足以代表三度空间的实体。同样，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些相对应的特点，地图和比例模型也可以用来代表原物。例如，电视中的视觉符号在第一层面的表意阶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毗连性关系，即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实体之间是一种被技术建筑出来的部分相等，就是使用了转喻的手段，它将真实的世界的部分转移到电视画面中。

在第二层面的表意阶段，其含蓄性主要是隐喻功能起作用的结果。如，当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春节晚会出镜拜年的人物由各类娱乐明星换成科学家，或者科学家出现在屏幕上的次数已经超过歌星、影星时，表达的意义是科学家在社会中受到尊重的程度。在此，意义的移位现象是由一个社会价值的平面转移到表现频率的多少的平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隐喻建立的。

二、符号学vs新闻学

当符号学vs新闻学时，两者对话题的选择显得十分关键。关于符号学已经有较充足的篇幅进行阐述，新闻学的哪些构成要素与符号学有对话的价值呢？新闻学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选择了信息—事实、传播者与接受者三个话题构成“vs”的过程。

1、信息—事实

什么是事实？按照习惯的解释：事实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事情又被解释成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信息（消息）在信息论中是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事先不知道的。不论是事实还是信息，它们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存在着，这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按照上述解释，事实是客观存在着的，信息是通过符号被传送的。事实如何与我们发生关系？事实被你或他目睹，事实被言说。任何耳闻目睹，它只要出现在人的记忆中，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被保留，它也是被语言组织过的。事实在符号中，是指以书面或者口头、影像记录，它自然就是一种符号了。从这个意义讲，不存在不依附于符号的事实，信息也是如此。

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总是包含在另一个概念之中，也就是说解释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一个概念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一个事实的认定也是在另一种说法之中，事实也永远在被言说之中。

（1）真实性与神话性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符号能够表达的意义首先要获得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历史的、当下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对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的认可。我们每个人出生和成长过程已经有了语言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必须接受约定俗成的语言事实，因为语言不是个人的。因此，真实性也是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也需要以集体的认可为前提。但是“神话”何以成为“事实呢”？

a 神话的有效性

神话的有效性是通过两个方面支持的：

在第一个层面上符号（权且称它为基本符号，类似于词典中一个词的本意）的特定性和信息的准确性给予支持。当能指与所指在第一个层面上的对应关系确立后，在第二个层面上，基本符号又可以与第二个所指建立对应关系，组成新的符号。根据这个原则，符号可以在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建立新的关系。

以下三幅图片正好可以用来解释符号赋有意义的过程。

第一幅图：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正撞向世贸中心大楼（“9·11”事件经典镜头）。这个镜头在第一时间播放时，新闻价值是最突出的，它传达的主要信息是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正撞向世贸中心的大楼。这个镜头被新闻报道语境召唤的信息元素有：时间——2001年9月11日；地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事件——一架飞机（图1是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的情形）正向世贸中心大楼撞去；原因-不明。

第二幅图：在倒塌的废墟上竖着两根光柱，图中有自由女神像、美国国旗和象征和平的美国儿童（这是一幅画）。用两根光柱替代不存在的高达427米有110层的世贸中心大楼。光柱与“9·11”具体事件的直接关系再连接自由女神像、美国儿童，表达了人们对两座被撞毁的大楼的怀念，也表达着美国人对恐怖行为的一种挑战和谴责。如果说两个光柱已经不是新闻意义上的真实，那么就意味着它是“符号（erc）”，这个符号作为新的“能指e2”与“所指c2）”相遇，又构成一个新的能指—符号。

第三幅图：用数字9、11、01构成。其中数字“11”高耸其中，用美术手法处理后，成两幢大楼的形状。图3已经让图1、图2的意义进入到自身，图3从真实性讲已经离开图1很远了。图3完全是一个象征符号，一个用于纪念的标志。

从图1的直观（记录）到图2的记忆，再到图3的表征，非常巧合地可以用来说明巴尔特关于意指行为过程的解释。当然，恐怖分子选择世贸中心作为轰炸目标，也是因为世贸中心是美国的一个象征，轰炸世贸中心就是对美国的恐怖行为。这一个镜头—能指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恐怖”意义占据，甚至像历史一样占据。在纪念“9、11”一周年，两周年，一直延续下去，这个镜头中冒烟的世贸中心大楼永远成为象征（图1），不再只是一座建筑的影像。因为它可以被放在其他的图片中成为构成另外意义的一个元素。甚至被模仿、改变，这种所指的转移恰恰是任意性与成规性导致。它告诉我们，任何被视为自然的象征符号，是有历史积累和文化积累的，而且也是多变的。

今天，也许在今后无数个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接受它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照片传送的信息，恰恰相反，我们已经不在乎它作为事件的时效价值和真实价值。因为它一旦被记录并且公示过，它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永远可以被第二层、第三层表意占据的符号，这个过程回应了罗兰·巴特关于意义生成两个层次的解释。我们看到符号是这样在“事实”（我们可以暂且把符号规则的某些原始意义看作是事实，如时间、地点等）的基础上占据其他意义的：有一些符号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对应的关系（能指e1 +所指c1），例如，在各种字典或者词典中一个字或者词语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这种占据使符号在进入第二层表意活动时有了合法性。

符号学研究不是要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采取拆解工作，当它发现了原始对应关系建立的规则后，告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符号大部分已经不在原始对应的关系中心，它们已经离开中心很远的距离。有些词还保留过去的痕迹，有些已经对过去的样子模糊不认了。不论它们现在是哪一种，它们又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依次继续，不会完结。如果把新闻事件当作一个符号的话，这个符号在占据了新闻的五个w之后，它就可以再生成许多意义来。意义越多，离开中心也就越远。

第二个层面上符号与使用者的文化需要的契合程度，靠我们对一种概念的认可程度给予支持。这种契合决定了神话能够与外在真实（相象）相沟通，并且同时给与“真实”以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这正是概念自然化为神话的基本功能。在语言的原始表达中，因果关系是顺其自然的关系——类似“因为大旱少雨，西瓜价格上涨”的逻辑关系。在符号学——神话的层面上，因果关系是构造的结果。例如一张表现法国帝国性的黑人查里·约翰逊的照片。

符号作为神话的有效性在于它利用话语规则取得对某个事件的合法性表述后，只要符合不断地将新的意义植入的符号产生的逻辑就可以了。

b 真实性遵循的规则

总结以上新闻图像神话化过程的细节，我们看到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在符号学的视野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经确认的规则性的话语中信息可以被检验。例如新闻的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这里的事情应该是指事情的类型，如天灾、人祸等都是可以被验明的，验明的规则又是大家认可的）、原因（同样可以通过调查用证据说明）。二是人们认可的语言本身具有的“转换”特征。如果在语言的第一个层面上（直接意指）人们已经达到了某种共识的话，在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含蓄意指）被人们视为深度理解。当然这种深度理解必须具备合理性与逻辑性。这种深度常常被用来作为可以共享的思想，或者当下受用，或者延续下去成为历史的共识，沉淀在文化的海洋里。在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中，我们看到当下共享的和沉淀在历史中的意义，不是一种单纯的最美好和最崇高的，它也包含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包括个人的偏见和企图。我们举例子分析个人好恶与媒介偏好如何操纵话语的倾向。

例：关于美国7岁女童杰西卡驾机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新闻报道。

1996年4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美国广播公司先后报道了美国女神童杰西卡英雄般的创举。杰西卡驾驶一架单引擎的飞机从加州的哈夫蒙贝机场起飞。她还计划横穿美国大陆，成为世界上架机横跨美国东西海岸年龄最小的飞行员。当时许多观众都在所在地通过电视节目看到这位小英雄，并且十分关注她的全部飞行计划实施情况。如果从媒介的传播效果看，关于杰西卡的报道是成功的，杰西卡事件是典型的体现媒介偏好的事件。只有在飞机失事后，媒介才开始反思对这个事件报道的初衷。美国《飞机》杂志总编说：如果没有媒介的哄吵，类似这样的飞行就不会有，联邦民航允许孩子驾驶飞机只是为了促进教学，并非鼓励冒险，而且少年飞行员也要满16周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他批评媒介是造成杰西卡死亡的帮凶。美国广播公司《晚间热线》节目主持人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我们的确对此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在录制关于杰西卡飞机失事的节目，因为这是当晚收视率最高的节目。[16]

从上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符号学的视野中，事件的真实只能在被描述中表现，只能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中体现。描述所用符号的非透明性就注定了“描述的”不等于“真实的”，但是它可能具备真实性。因为存在一个未被描述的事实，描述之间互相验证（例如五个w是否相同）后，其相同部分证明了这种存在，这也成了获得真实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新闻传播在符号学视野中不提及真实的问题，它只关注符号中能指与所指是如何建立起对应关系的。

（2）新闻文本的隐喻与转喻模式

我们已经在雅格布森关于隐喻与转喻的论述中获得共识，这一对概念不是只涉及到特殊的、个别的修辞方式。媒介在传播活动中建构任何的意义都离不开隐喻与转喻的方式。这就使得它们从遣词造句的文本中走出来，成为社会叙事这个大文本所有意义彼此相连接、相对应的主要方式。因此，隐喻或者转喻本身的功能也从纯粹的修辞功能转变成具有使个别意义加入到另外意义中，不断系统化，融贯一体的功能。这种复杂功能的具备，又可以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考查。任何隐喻都在构思过程中完成，构思主要是一种认知过程和思考方式。因此，隐喻也意味着一种思考方式。转喻在社会大文本中主要起到连接上下文的作用。

共2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