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VS新闻学(2)

a 隐喻的框架作用[17]

台湾学者把隐喻看作是认知历程和构思方式 [18]，指出新闻报道里的概念和故事有丰富的隐喻，这种隐喻有系统性和融贯性。新闻报道中的新隐喻提供新的选择材料的角度和观察的方式。例如，在中国大陆关于反腐倡廉活动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针对偷工减料不符合工程设计标准要求的建设项目——桥梁、防洪大堤、住宅、公共设施等，用“豆腐渣工程”来隐喻。“豆腐渣”在我们已经有的概念中是指制作豆浆剩下的渣滓，因此它也因为归入“渣滓”类而被作为可以遗弃之物。其次，“豆腐渣”完全松散，无法成型，不堪一击。“豆腐渣”一词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隐喻没有价值之物，或者不可靠之物。再来看关于工程的概念：工程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且复杂的设备进行的工作，如水利工程、机械工程等。[19] 因此“豆腐渣工程”所隐喻的主要是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不合格建设项目。在《人民网》刊登的关于“湖南衡东‘豆腐渣’工程黑幕曝光”报道中 [20]，有如下关键内涵与“豆腐渣工程”相对应：

投资数额大（ 投资上亿元的——衡东大源渡水利水电工程投资上亿万）

项目来源与政府有关（衡东大源渡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承包涉及到政府官员的行贿受贿

承包公司非法经营

损失大（“豆腐渣”工程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0多万。 ）

处理严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庄湘吉团伙成员作出刑事判决：和庄湘吉团进行权钱交易，为其提供保护的衡东县其他25名党政干部也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衡东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也被调离原职。 ）

这些内涵构成的隐喻的框架作用类似一个取景框，它带出社会的政治智慧、生活判断和新闻故事情节的特点和思考方式，也为新闻报道提供了重新框架关于披露官员腐败行为的新闻报道的隐喻空间。

从政治智慧看，“豆腐渣工程”这个隐喻既是创新，又承袭了旧有的传统。创新在于将“豆腐渣”与“工程”放在一起构成一个隐喻，“豆腐渣”物质结构的松散和工程的复杂性放在一起，产生触目惊心的效果。承袭是指它与我们生活中已有关于“豆腐渣”的概念和这个概念包含的价值诉求、感觉经验结合起来，直接、明白地揭露了类似工程的腐败性。使公众很容易地接受这个隐喻。使它在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中，很快成为揭示腐败官员非法行为的有效概念，这种隐喻一旦与腐败工程的对应关系建立起来后，对于政府政治改革反对腐败形成有力的支持。

“豆腐渣工程”这个隐喻为新闻报道提供的隐喻空间包括了“政绩工程”、“指标工程”、“泡沫工程”、“烂尾楼”等。例如，一则关于“政绩工程”泡沫现象分析的新闻列数了政绩工程的特点 [21]：

买官、卖官有价有市；透支地方财力、物力，策划“形象工程”；虚报发展数字，计委与“一把手”讨价还价；以地生财成为官员、商人非法谋财的捷径。

类似的隐喻也会扣连出一群相关的语汇，这些语汇形成的网又可以与任何一个类似事件建立对应关系。

b 隐喻的意识形态性

笔者曾经对大陆和香港电视广告创意中隐喻方式进行了文化分析，探讨两地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在两地广告中，隐喻方式应用的区别，展开了意识形态差异对隐喻过程的影响面。[22]

研究选取了一则广告进行对比分析，广告的主要画面是：

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画面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

在这则广告中，作者用人们见到女鬼会受到惊吓的效果隐喻手机跌价将会带给消费者的惊讶程度。实际上告诉消费者手机低价是不可思议的。 [23]

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隐喻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被否定。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文革”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臭名昭著。在公开的场合中装神弄鬼是没有“市场”的。经过了对“鬼”形象的口诛笔伐后，在公开场合人们对鬼的认识是一致的，完全负面化了。在通过正面的渠道组合一个完整意义时，“鬼”不可能有出现的机会。

以上隐喻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它与“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风格不谋而合”。[24] 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不管对应物是什么？也就是在寻找对应物时没有政治意识的限制，只要能够强烈刺激观众就行。所以在香港的电视广告中“以邪压正”的例子也时常出现。

在大陆，即使是广告中的角色也不可能由一个在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面角色来担任。人们潜意识地会排除以反面人物或者事情为中心点建立与他人或物的对应关系。例如用女鬼来对应削价的程度等。

2、编码者与生产性文本

信息与物质材料不同，信息在编码或者解码的过程中不断生产着意义。了解意义的生产过程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分析了编码者与解码者在“生产性文本”中生产意义的过程

霍尔首先对传统传播学研究关于传播的概念化解释进行批评，指出：传统传播学关于传播由发送者/信息/接受者构成的线形特征，只是在信息交流层面上的认识。霍尔认为传播模式是“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的模式 [25]。这个结构由几个环节组成：在生产/流通环节，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符号又是根据语言规则构成，最终“产品”的形式就是话语形式，话语在传播通道中流动。

（1）编码的形式中包含的意义

编码形式的意义是由媒介制度、媒介知识（生产程序、技术支持、职业的观念、文化背景、媒介定位、设想和预期效果、有关观众/读者的期待）等建构起来的。因此，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话语中的意义不是完全通过话语一对一地再现“真实”，而是依据真实的关系和条件用语言准确表述后而获得的产品。对于解码者而言，他通过媒介所接受的永远是被言说的事件—意义。解码者首先接受“阅听形式”或者“阅读形式”，根据符号约定俗成之规则获取其中的意义。虽然解码者不是语言记录仪，他自己的解码环境对符号承载意义做第二次建构。但是第二次建构与第一次建构仍然有一致之处，即他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符号。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传播有效性的基本保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许多符号的内涵部分呈现较大的差异呢。霍尔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符号似乎获得了全部的意识形态价值，似乎可以自由、清楚地表达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意义。因此，在其“联想”意义的层面上讲，意义和联想的流动性完全被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利用。

霍尔一方面肯定了符号的外延相对内涵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由于人们幼年就可以通过学习得到，因此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似乎就是“天生的一对”，这种关系已经被“自然化”了。[26] 但是，霍尔也看到符号的内涵层次更具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导致的多义恰恰又是解码过程出现差异的事实。差异并不完全是自由表达，而是多重的被利用。

从流通角度看，当生产建构起“意义”时，流通就从这里开始。信息的传播效果在于解码者接触到这些针对他们而来的信息后，是否能够如其（传播者）所愿的接受意义。因此，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信息/意义都是符码化的，也就是说语言形式“占主导地位”。一个事件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经过了报纸话语的“阅读形式”符号化，在电视中播放，经过电视话语的“阅听形式”符号化，可以依次类推到其他媒介。阅读形式是不同媒介的语言形式。任何事件—现实都在话语（媒介话语）[27] 之外，我们所能知道的和所说的一切不得不在话语中通过话语产生。媒介不同，符号形式不同，也形成意义的差异。如，当一张一岁儿童的照片出现在家庭照相簿中，他/她是一个有具体姓名和身份背景的人——某人的孩子，籍贯，出生地，还有国籍；当这张照片出现在“如何培养健康儿童”主题展览中，他/她是代表健康儿童；在有关儿童营养米粉广告中出现，他/她是吃了营养米粉的儿童代表。符号的选择也包括了话题设置、事件选取、人物的知名度、社会的关注度等。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建立在已经符号化（巴尔特所言意义生成的第二层次的符号。）的各种意义与符号化的文化的深层意义相互交叉的地方，交叉地还活跃着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也有“对支配和控制功能的反抗，以及反抗产生快感的过程”。每一个交叉点产生的意义都是可能成为附加于一个能指的所指（意义延异）。

（2）编码形式受制于“主导文化秩序”

联想意义与能指建构起新的关系首先受到“主导文化秩序”的限制。任何一种文化/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封闭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恰恰是特色保存之地），其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秩序要“强行”推行到所有处在其中的每个人身上。所谓“强行”可以理解为必须推行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其秩序的维持。也可以理解为隐蔽地使每一种话语事件就范的力量的存在（尤其是面向社会的话语）；其二，建构起“主导性话语结构”。社会生活领域的划分实际上也是不同话语领域的划分，各个话语领域安排组合主导意义或者选中的意义进入其中。因此，在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件只有被选中进入话语领域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尽管媒介从它的生产逻辑看，应该是组织各种意义进入其领域的，但是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和商业性往往使它在此方面的所作所为包含着轻重缓急，体现其利益的意义总是在优先考虑之列。这种被优先考虑的意义在编码过程中支配其他意义，或者让其他意义服从于它。这种优先的意义总是以因为“有意义——代表了媒介的利益”而被选中。对于“选中”的过程霍尔有细致合理的描述：[28]

······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域，等级分明地被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我们说“主导的”，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

被“被挑选出来解读”方案和由方案选中的意义既“镶嵌”进整个社会秩序，又“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 信仰”系统，也在强调解读方案是对每一次解读实践的限制，是对具体事件从头至尾的支配：选择、解读、形成认识。

3、解码的“生产”意义

用“生产性文本”的观念理解“解码”与新闻学关于新闻传播的效果研究的根本区别是：前者关注解码者何以做出如此反映，后者在意解码者做出了什么反映。在前者的立场上，解码被视为“将符号放在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29] 的主观能力。后者把解码者放在“获得信息与知识的”接受者位置上。传统传播学提供了“选择性感知”的思路，但是，这种思路认定的可以不断提高甚至达到“完全清晰的传播”（只要不断地进行实证调查，如发现解码者回忆起多少条消息，就可以据此找出增强理解度的有效办法，再次实施）的目标本身，总是在面对“意义被扭曲般地解读”的传播现实时遭到质疑。因此，即使是通过实证获得的结果必然是被“扭曲”后的结果，主要的是这种结果“隐瞒”了扭曲的存在。因此，不存在“完全清晰的传播”。

在符号学看来，解码与编码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自己的存在条件与后者大相径庭。有效传播必须包括编码的时候与解码的时候建立某种互换关系，即编码过程建构某些界限和参数，解码是在这些参数和界限中发生的。这一点保证了传播交流的实现。解码是在限制——接受限制/中断限制——生产意义（最后的环节也是传播的出发点）过程中完成的。霍尔假设了解码的三种地位：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 ）、协调的地位（negotiated code）、对抗的地位。从话语的层面理解这三种地位，本文将其分成主导性话语、协调性话语和对抗性话语。

（1）主导性话语建构了信息秩序

信息秩序包括信息、编码与解码。从表面看，解码者直接接触媒介并从中获得内涵的意义。他们遵照信息编码的规则解码，以达到“完全明晰传播”的理想状态。

事实上，任何传播首先进入主导性话语结构。职业传播者面对的各种信息已经是被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选中的信息，是这种话语霸权的产物。就是说这些信息先有被选中的地位，然后才被选中。传播者要将这些信息传送出去，只需要使它们符合职业对信息符号的要求，即进入“职业性话语结构”中。这种“职业性话语结构”被霍尔称作“职业符号”——职业要求、技术特性和实践标准，它相对于“主导性话语结构”有一定的独立性。

虽然，信息变成职业性符号是对原符号的转换，但是，它没有逃离“主导性话语结构”的控制，只是从职业传播的需要上对体现主导性话语霸权的信息进行的转换。这种转换只是对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意义的一种再生产，并没有新的意义出现。以电视访谈节目嘉宾选择为例的分析，使我们看到职业选择的背景。所谓嘉宾一般是社会中的精英（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我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各种军事专家。），他们的精英身份既与主导性话语结构相关，又有共同的利益。

由于“主导性话语结构”与“职业性话语结构”之间有差别，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使人们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忽略主导性话语结构的存在。通过下图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主导性话语结构对解码者的影响以及最终对信息的影响过程：

由于编码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新闻传播的信息环境始终是主导性话语控制的环境。编码置于解码之前的顺序也规定了解码对编码的依赖。所以任何的解码首先是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进行的，他的生产也是对这种话语的延伸。

（2）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的协调性话语

解码者既与媒介有长时期的接触，又与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发生关系，因此，他们对什么是主导性结构中的话语，什么是职业性结构中的话语是清楚的。在具有霸权性质的主导性话语结构中，“事件或含蓄或明显地与宏大的总体化、与宏大组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他们对各种问题采取‘夸大的观点’，他们将事件与‘民族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学相联系······”[30] 。因此，霍尔指出主导性话语结构能够保持主导位置有两个方面的支持：1）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意义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化中各种关系的完整层面；2）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社会的关系被看作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在协调的位置上，解码本身即有相融的意愿，又有相对抗情绪。它认可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的合法性，又会在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所属利益群体以及个人价值取向制定的一些规则与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一致起来。这种使主导界定在“部分——有限、群体地位”后，通过它继续维持各种话语和权力逻辑有差别、不平等的关系的现象，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产生血缘、地缘和文化的一致性并且相融的动力。在群体或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方面，对抗情绪因为群体和个人利益的暂时或者较长期不被重视而滋生，又因为主导性话语结构的界定获得一致。

（3）主导性话语结构接纳对抗性话语

解码者总以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主导性话语，并且能够将它们放置在自己选择的参照框架内重组话语结构。例如，当他们收看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时，当听到美国维和部队进驻巴格达市区的消息时，会把维和部队解读成侵略。在关于提高物价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说法中，他们把国家利益解读成特权阶层利益。在这个层面大众暂时获得胜利，他们把主导性话语结构提供的信息作为建构新话语结构的资料，形成对抗性话语。

霍尔肯定了大众对抗式的解码过程，他认为大众解码式的对抗力量势必要求任何的编码过程去了解对抗的意义，并在适当的地方做出一定的妥协。与第二种协调式解码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编码者向解码者寻求共同性。但是，对抗性话语的存在并无力彻底改变主导性话语的地位，对抗性话语永远是主导性话语的“对面”，不是“第一面”。因此，即使对抗，也期待着被主导性话语的接纳。

以上三种假想的解码地位在现实情形中，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对抗的力量和坚持的时间总会在协调中失去，协调在吸收了对抗性话语后，也会将其纳入主导性话语结构。

三、符号学vs新闻学的终结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揭示了语言的非自然状态，即语言相对于所言之事不是一对一的透明状。语言自成体系，虽然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言说中看到语言的存在，但是由于语言所表述的事件（或着叫做言说之事）的凸现，很难将语言看作独立的部分，甚至忽视语言的独立性。不过，语言本身没有因为我们的忽略而削弱了自己规范言说的力量。事实恰恰相反，语言不是事件贴身的、透明的服装 [31]。语言给所有被言说事件一个表达的同时，也使这些事件臣服于语言的规则之中。如果说一切意义都是某个范式策划的结果，那么，新闻事件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被说，而不是它的发生。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说的事件只能在语言中被阅读，即使是直接阅读事件，也有语言的先在才使事件成其为事件。[32] 从这个意义讲，事件没有语言就无法组成（事件就是语言表述结果）。语言的可操作首先使语言与事件的原本状态开来。其次，使语言有了建构一切事件的权力（不是没有事件就没有语言，而是没有语言就没有事件）。

罗兰·巴尔特的文化符号研究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巴尔特关于符号的神话性的研究，继续坚持了语言的非自然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揭示出语言非自然性的规律。[33]

雅格布森是从诗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讨论语言的意义。他认为诗学即语言学。正是在对诗何以成为诗的回答中，我们再次看到语言的独立性和可操作性。诗之所以是诗就是因为他有了关于诗的所有要素：讲究平仄、押韵、对仗等。例如，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所以是诗，因为它符合诗的规则要求。如果根据其意义用非诗歌的语言表达，就不是诗了。例如：看不到边的树正在往下落叶，从遥远不见尽头的地方长江水滚滚流过来。我们轻而易举地根据诗的规则说：这不是诗。这些研究更进一步证明了诗的非遮蔽性-非透明性。这些来自对诗歌语言符号的分析，为符号的非自然性存在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在已有的众多关于新闻符号的研究中，符号只是被放在的意义生成的第一个层次被言说，即使在第一个层次，符号的约定俗成原则也被忽略。因此符号在使用符号者手中强调成了“透明”的载体，符号与被符号承载的意义之间完全打通了，使用者便在这里给自己一个合法性确认。同时，也排斥人们对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的遮蔽性和遮蔽的合理性的质疑。

符号学vs新闻学之后，新闻学看到自己研究的一种局限。如果新闻学将符号学的思考导入自己的研究视域，那么，新闻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将被重新确认，例如本文一再提及到的新闻学为新闻确认的基本原则。如果新闻学延续自己的研究范畴，那么，符号学将从自己的批评立场出发，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的研究。这样一来，新闻学成为新闻知识学，即新闻是什么。新闻符号学将成为对新闻知识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它提供关于新闻的另一种知识，回答新闻何以是这样的问题。

不论从符号学的哪个角度思考新闻学的问题，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都是一种神话，一种理想。符号学不会在揭示符号的神话性的同时，又去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所以，符号学是对新闻是什么的解构。

[1] 索绪尔是本世纪最出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根据学生们的课堂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以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的。1916年第一版在法国巴黎出版。

[2] 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38页。

[3] 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 1999年6月版，第2-4页。

[4] 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语言的存在公式：1+1+1+······=1（集体模型）。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1页。

[5] 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言语的存在公式：1+1’+1’’+’’’······ 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2页。

[6] 也有学者将这一对概念解释成组合/聚合。用轴线表示两者的关系：横向是组合，纵向是聚合。

[7] 法国符号学家。主要贡献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成功地运用到文化符号研究方面，并且有进一步发展。影响到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

[8]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9] 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3，b（格兰-多培尔译）1975年，第219页。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519页。

[10]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224页。

[11]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12]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3] 曼德拉曾经被关押在南非罗本岛监狱5号牢房长达26年。牢房门外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到：曼德拉/466/64。意思是曼德拉是1964年进入罗本岛的第466号囚犯。

[14]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5] 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6] 参阅李岩著：《大众传播的异化现象》，《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第145-148页。

[17] 隐喻是建立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方式，隐喻的框架作用是指通过取舍性的构思，编织出可以将一类事物放在其中被解读的意义网，也可以看作是构思一类事物与意义网的对应关系的过程。

[18] 邓育仁，孙式文著：《隐喻框架：台湾政治新闻里的路途隐喻》，《新闻学研究》2001年·67第87-90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376页。

[20] 《人民网》2001年8月06日， 引自“央视国际”。

[21] 王巧丽著：《安徽阜阳“政绩工程”的泡沫》，《作家文摘》2003年第696 期第1版。

[22] 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3] 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

[24] 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5]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载于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5-358页。

[26] 在一个文化群体中，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自然化”，在另一个文化群体中就不同。例如，红色在中国的民俗中与节庆与喜事联系，在西方文化中则不同。“红灯区”另有所指，它是色情业所在之处。

[27] 此处媒介话语强调具体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事件的存在方式至少有两种：一个事件或者意义在成为媒介话语之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即以自然方式存在，没有被言说；已经被言说的存在。媒介的信息源有直接来自事件的自然状态的，也有来自言说的。言说之事成为再次被言说的资料。

[28]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3-354页。

[29]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5-357页。

[30]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7页。

[31] 芭蕾舞男性演员演出时总是穿着这种透明的、贴身的舞蹈服。

[32] 事件的基本元素是在言说中被确定的，语言给这些元素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声音-符号。例如：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等。

[33] 符号的非自然性是索绪尔语言的非自然性观点的继续。在巴尔特这里强调非自然性的目的是强调语言的文化性。即语言的言说意义功能不是来自自然的赋予，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俗、现实需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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