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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得税逃避与管理层激励的理论分析

公司所得税逃避与管理层激励的理论分析

 逃避税概念
逃避税是逃税与避税的合称。逃税不同于偷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 41 条规定,逃税是指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
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行为。可由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
金,并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这种行为的特征主要有:①纳税人必须有欠缴税款的事实;②纳税人有转
移、隐匿财产的行为;③这一行为产生了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税款的后果。而关
于偷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63 条规定,偷税指纳税人伪造、
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列支出、少列收入,或者
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
关于避税,Murphy(2001)认为,它是使用税法允许的合法方法使纳税义务最小
化。避税通常是筹划计划中的交易以便得到一些特殊的税收待遇。曾艳玲等(2002)
认为,避税是纳税人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模糊行为’,它介于应税行为与非应税
行为之间,是一种依照现行税法做出难于明确判断的经济行为,使之被确认为非
应税行为的行为。近年来,更多的学者认为广义的避税可以分为正当避税和不正
当避税。而狭义的避税则仅包括不正当避税,是指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曲解税法,
从而规避纳税义务。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避税是指纳税人通过事先精心筹划,
利用税法的漏洞,采取各种看似合法的手段,使税收负担最小化,这一行为不符
合政府立定税法的本质意图。不难看出,避税行为具有以下典型特征:①避税的
目的是税收负担最小化;②避税的本质是主观故意的行为;③避税的手段看似合
法,但实质上可能已经违法;④避税不符合政府立定税法的意图。
在理论上,逃税和避税是可以严格区分的,但在实证研究中却难以准确度量。
由于逃避和避税都具有隐蔽性特点,很难准确度量一个企业少纳的税收当中有多
少是由逃税行为产生,有多少是由避税行为产生。鉴于逃税和避税行为都是纳税
人直接故意的行为,都是基于减轻税负的目的,都存在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同
影响。有时学者们并不强调逃税和避税之间的区别,将逃税和避税合在一起进行
研究,统称逃避税。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界,早就有了将避税和逃税问
题合并研究的趋势,Seldon 早在 1979 年就提出将避税(tax avoidance)与逃税(tax
evasion)两个概念合二为一,提出逃避税(tax avosion)这一概念。近年来,国内
也有研究逐渐采用逃避税这一概念,尤其是实证研究(熊鹭,2005)。因此,本文
在研究过程中,均不对公司所得税逃税和避税行为进行区别,而是将其合并研究,
统称为公司所得税逃避,简称逃避税,泛指一切应收未收的税收或导致应收税收
未收的行为。
2.2 委托代理框架下的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所得税逃避
与传统业主式企业相比,现代企业无论是在规模、技术含量、市场竞争所带
来的机遇和风险上,还是在发展战略确立的重要意义、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
都是传统业主式企业无法比拟或没有碰到过的。
在公司产生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合伙人之一或大股东兼任经理人员。随着现
代工商业的发展,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处理的信
息大大增加,资金来源更加分散和多元化,股东不再具备参与高阶层管理的影响
力、知识和经验。因此,大股东亲自担任经理人员的传统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新的
形势,于是,许多公司的经理职位开始由资深的经营专家担任。这些经营人员不
是企业的股东,只是由于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而被代表所有者的董事会雇佣。他
们既管理短期经营活动,也决定长期战略政策。至此,随着现代公司的产生和发
展出现了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有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
为“缺位所有制”。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失去经营控制权
的所有者如何促使拥有经营控制权的经营者为其实现利润最大化服务。这就是经
济学家长期以来所热衷的委托代理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的实质是对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发展,最早由 Ross(1973)提出,
Mirrlees(1974,1976)和 Stiglitz(1974,1975)随后对其进行扩展研究,逐步使委托代理
理论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委托代理理论又称为信息经济学,可以分
为两个重要的研究分支:一个是在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条件下的经
济分析,主要研究信息成本和最优信息搜寻问题;另一个是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
经济分析(张培刚,1997),是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所
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结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针对这两类问题发展的隐藏行动
的道德风险模型、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
息甄别模型等,构成了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张维迎,1996)。
在委托代理理论里,委托代理制度存在三个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问题,制约
着委托代理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委托代理风险的产生。①信息不对称。作为代理
人的管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方面的信息,
即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交易发生的前后分别可能引发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致使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缺乏效率。②激励不相容。即委
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最大化存在矛盾。股东的目标是企业财富
最大化,经营者则可能追求报酬,甚至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背离股东的利。
③契约不完全。在实际的交易中,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世界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契约当事人或契约仲裁者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因素的影响,使得契约的
制定和执行往往不完全,不能准确地描述与委托代理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
状态以及每种状态下契约各方的权力和责任。
企业委托代理制存在的三大难题,使得代理人既有动机,又有条件损害委托
人的利益,难以保证代理人忠实地为委托人服务,可能增加代理成本、减少代理
收益。委托人为了防止代理人背离自己的目标,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在与管理
层订立契约时,必须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给予职业经理人有激励
性的报酬,希望达到既能降低代理成本,又能激励代理人“说真话”和“不偷懒”;既
能减少管理层寻租行为,又能为公司节约税负,从而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的。
早期的薪酬激励理论(最优契约理论)认为只要提高管理层激励水平,优化
激励结构,就能使得管理层为了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而努力。同时,最优契约理论
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管理层激励结构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标准的委托-代
理理论认为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
化的激励合约中,代理人都必须承担部分风险;如果代理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
那么就可以通过让代理人承担完全风险(即让他成为唯一的剩余索取者)的办法
来达到最优激励效果。结论对我们的启示是,为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在
经营者的报酬中,必须含有风险收入,否则,所有者的利益不可能达到最大。
因此,按照最优激励理论,我们可以保险地推论,只要提高管理层薪酬激励
水平,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就会减少寻租行为,努力为公司节约税收,
为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努力。
然而,随着薪酬激励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了很多无法用最优契约理
论解释的现象,比如当管理层持股比例高到一定程度,管理层取得了更多的控制
权时(前提条件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统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
并不会增加公司价值(Demsetz,2005)。这就导致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问世。管理层
权力理论认为,当公司高管具有一定权力后,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自己
的薪酬,这种权力会对管理层薪酬契约造成影响,使其偏离最优状态。正如Bebchuk
等(2003)提出的“经理层权力论”所强调的那样,经理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多种方
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旨在降低代理成本的激励机制变成了代理成本的
源泉。报酬制定过程实质上就是经理人员租金萃取的过程。管理层可能不需要去
要求显性激励的改变,而只需要改变隐性激励即在职消费(可能是过度的),从
而操纵报酬契约。而薪酬契约的不完全性又决定了在职消费具有不确定性。因此,
管理层有可能利用这种不完全性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过度使用在职消费,这部分
过度的在职消费实际上就是管理层权力寻租的租金。一般来说,管理层权力越大,
受到的监督越弱,就越可能进行寻租。
因此,按照管理层权力理论,我们可以推论,控制权在管理层的行为选择中
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高度分离的情况下,尽管管理层仅拥
有很少的剩余索取权,但却拥有较大的控制权。对管理层的报酬激励效果取决于11
统称为公司所得税逃避,简称逃避税,泛指一切应收未收的税收或导致应收税收
未收的行为。
2.2 委托代理框架下的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所得税逃避
与传统业主式企业相比,现代企业无论是在规模、技术含量、市场竞争所带
来的机遇和风险上,还是在发展战略确立的重要意义、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
都是传统业主式企业无法比拟或没有碰到过的。
在公司产生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合伙人之一或大股东兼任经理人员。随着现
代工商业的发展,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处理的信
息大大增加,资金来源更加分散和多元化,股东不再具备参与高阶层管理的影响
力、知识和经验。因此,大股东亲自担任经理人员的传统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新的
形势,于是,许多公司的经理职位开始由资深的经营专家担任。这些经营人员不
是企业的股东,只是由于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而被代表所有者的董事会雇佣。他
们既管理短期经营活动,也决定长期战略政策。至此,随着现代公司的产生和发
展出现了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有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
为“缺位所有制”。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失去经营控制权
的所有者如何促使拥有经营控制权的经营者为其实现利润最大化服务。这就是经
济学家长期以来所热衷的委托代理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的实质是对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发展,最早由 Ross(1973)提出,
Mirrlees(1974,1976)和 Stiglitz(1974,1975)随后对其进行扩展研究,逐步使委托代理
理论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委托代理理论又称为信息经济学,可以分
为两个重要的研究分支:一个是在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条件下的经
济分析,主要研究信息成本和最优信息搜寻问题;另一个是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
经济分析(张培刚,1997),是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所
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结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针对这两类问题发展的隐藏行动
的道德风险模型、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
息甄别模型等,构成了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张维迎,1996)。
在委托代理理论里,委托代理制度存在三个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问题,制约
着委托代理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委托代理风险的产生。①信息不对称。作为代理
人的管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方面的信息,
即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交易发生的前后分别可能引发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致使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缺乏效率。②激励不相容。即委
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最大化存在矛盾。股东的目标是企业财富
最大化,经营者则可能追求报酬,甚至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背离股东的利。
③契约不完全。在实际的交易中,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世界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契约当事人或契约仲裁者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因素的影响,使得契约的10控制权被监管的力度,即公司的治理水平。在一个拥有良好治理水平的公司里(管
理层权力受到合理约束,管理层被有效监督),管理层激励能够带来最优契约理
论的预期后果,管理层减少寻租和偷懒行为,努力为公司节约税收,积极实现公
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在一个较差治理水平的公司里(管理层权力过大,没
有受到应有的监督),管理层激励的效果将会受到管理层权力寻租的干扰,由于
管理层寻租行为的隐蔽性和难以量化性,使得管理层的激励效果存在着不确定性。
2.3 一个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管理层激励水平与公司所得税逃避
程度关系的理论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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