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rich、Pearce、Phelps、Calantone、Echtner和Ritchie以及Milman和Pizam 分析 研究了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的影响因素，认为旅游感知形象与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的行为动机、旅游决策、服务质量的感受以及满意程度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11-16]Mayo认为旅游感知形象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景色、气候和 交通 等方面的差异[17]。Anderssen和Collberg也作了类似研究，发现目的地的感知形象存在8种属性差异[18]。Goodrich则对旅游者关于旅游目的地感知和判断的相似性做了评估，发现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在娱乐和文化生活模式方面有相似性影响因素[19]。Po-Ju and Deborah在调查中发现，旅游目的地形象主要取决于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的行为和 社会 人口等统计变量[20]。态度、行为和社会阶层方面的文化差异，会影响旅游形象的感知[21,22]，在旅游目的地吸引下，在旅游客源国的影响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旅游者会产生不同的旅游满意度；收入较低和 教育 水平较低的旅游者、低层社会的旅游者、老年旅游者对旅游形象感知的期望较低，会认为到国外度假是奢侈消费，因而旅游满意度较高。
由于旅游决策归因于目的地形象，国外许多研究者试图解释影响选择目的地感知形象的因素，Crompton的实证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的形象因素都会影响旅游决策[23]。旅游形象的感知属性，可以通过感知的目的地之间的类似性，识别旅游目的地形象相对于其他目的地形象的优势与劣势[24-31]。John认为通过RG 方法 对旅游感知形象进行评估，避免了其它方法所产生的固有偏见，使旅游感知形象更利于解释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各自特有的旅游环境结构，更有可能成为决策的相关因素[32]。Dann、Crompton、Iso-A-hola、Uysal和Jurowski则根据推拉 理论 ，认为旅游者以及潜在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从本质上受制于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形象，理解旅游者所感知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能够有助于更好的研究旅游者以及潜在旅游者行为动机以及相关因素[33-36]。
1.2 旅游形象感知的类型研究
Gunn把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形成的旅游感知形象概括为原生形象和诱导形象，原生形象指潜在旅游者还未到旅游目的地之前所形成旅游感知形象，而诱导形象则在旅游者实地旅游之后形成[37]。Fakeye和Crompto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旅游者和潜在旅游者所形成的旅游感知形象概括为原生形象、诱导形象和混合形象[38]。Gartner在旅游感知形象形成过程的研究中，把旅游感知形象分为明显诱导、隐藏诱导、自主原生等8个类型[39]。Gartner和Hunt在旅游感知形象变化的分析研究中指出，由原生形象和诱导形象构成的混合形象，决定着旅游感知形象在非本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变化[40]。Echtner和Ritchie为了构建更为精确的旅游感知形象，衡量旅游者所形成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分析了许多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的类型特性，对旅游感知形象的评估起了很大作用[41]。
Baloglu和Brinberg则提出了旅游形象情感模型，运用了Russel等提出的情感环绕丛模型，由于旅游目的地的积极与消极形象的差异，旅游感知形象的情感模型可以作为旅游市场战略定位手段[42-46]。Robert认为旅游感知形象是心理预景，只有积极的旅游形象才能影响潜在旅游者，可以运用分类法对旅游目的地积极的感知形象进行分析[47]。只有当积极的形象对旅游者的影响超过了消极形象的影响时，潜在的旅游者才会选择该旅游目的地[48]。由于旅游感知形象具有持续性，形象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一段时间内一般不会改变[49]；实际上，旅游感知形象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形成旅游目的地因素改变后，仍可持续相当时间；同时，由于潜在旅游者的体验经历、文化背景、地理缘源、对目的地的熟悉程度、以及对目的地的期望值不同，因而对目的地形象感知也会有所不同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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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旅游业极限容量及其确定问题
关于旅游业改革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