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因现实的政治权力，或作为“先知”、“圣人”、“哲人”之争的“教义”，或作为灾难后的“教训”，人类苦难事实上被做了如下的“消解”：
“历史哲学”：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民众的牺牲是历史巨轮前进时难免碾碎的花草。（黑格尔）
“政治哲学”：政治概念的最高本质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元首全权决定国家的敌人与战争。它基于民族、国家的“生存论”需要。（施米特）
“末世论神学”：洪水有鉴，灾难是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它启示皈依、救赎的承诺。（旧约创世纪）
“政治神学”：现代性危机启示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即回到“犹太先知学”与“希腊苏格拉底哲学”的结合，使世界处在“犹太一神教”之下；使民众亦处在“贵族等级制的僭政之下”。（施特劳斯）
不管这些理论有多么高深，其“合理性”总少不了对人类苦难做如斯“该当”的姿态。换句话说，这些面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普世性教义”，不但不承担起苦难的后果而检讨自身，反而总能推委“其他”而强化自身的“权力意志”。于是，“永恒轮回”被尼采不幸而言中了（对尼采反其义而用之）。这就是它们出离苦难而意识形态化的标志。其出离的身姿正是“普世性教义”背后的“诸神”使然──它就像逻辑的前提，可以进入逻辑的论证过程，却不接受逻辑的论证（检验）一样。
（如果人性有“恶”，首恶者在上，它首先隐含在权力使用的悖论中。这一点，施特劳斯不自知，表明其“古代智慧”之沉迷的愚妄──正是它导向了今天的虚无主义，何来“自然正确”之有！无罪的祭祀离神最远。）
所以，“诸神”必须退出各自的民族神位，进入真正中立性的超验绝对域，以共同审视人类的僭越行为。
哲学，必须走出“轴心时代”，回复它自身的偶在，即“知向理性”对“知得理性”说“不”而指涉敬畏之途。中国现代哲学该“效法乎上”者谁？岂可再“得乎其中”地摇摆！
6
有一种看法可以将上述“偶在论”尝试一笔勾销：“所谓虚无主义，完全是与超验的形而上学或神学设定相伴生的伪问题。‘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中国哲学，没有超验神性，也没有虚无主义，几千年照样过来了。引进西方的形而上学、神学，才带来了虚无主义。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应该把它们全部退掉，还原中国的哲学精神。”
这里不辩“佛性常清净”改为“本来无一物”的佛偈公案。暂且当它与此无涉而悬置之。
“勾销论者”的前提：断定形而上学、神学与虚无主义是“对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是“全有全无”的关系。
此种断定实属皮相，即便有“对子”一说，那也要看什么样的“对子”，所谓哲学史上流行的“非此即彼”与“辨证同一”论，乃是“遗忘存在（即生成）”的独断论言述，虽所论已构成“实在的”形而上学哲学史言路，那也是掩藏了生成根底之悖论罅隙所致；忽略或无意识后者的“全有全无”，已属虚设虚妄，例如“有即无”的悖论便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断定之外。“勾销论者”的突袭无非以虚对虚，算不得真切之论。相反表明，“勾销论者”仍拘泥于形而上学的眼界，即身处非此即彼的简单否定之中而无意识。
“对子”还有另类如“本体论差异”或“偶在论”。“勾销论”不能靠遗忘另类而勾销它的被常识偏执的表象。此“勾销”无效。
如果说中国真的没有超验神性，没有形而上学，上述“一笔勾销”对中国或许合情合理。真能如此，中国的“思想事情”就简单了，“道法自然”、“天理人伦”就是。可惜并非如此。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8〗“获罪于天，无所祷也。”〖9〗“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10〗
按《春秋繁露 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换句话说，天君，乃百神之管。仅祭“地”神，以邀谷物之利，“春秋”讥之，“得罪了天，你就再也没有更高的神灵祈祷了。”
孔子对“天”的态度或“知天命”可概括为三：一“畏”，二“赞”（“巍巍乎，唯天为大”），三“不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不可得而闻也。”）。“畏”表现为“内祭”祖先以“诚”，“外祭”神灵以“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用今天的话说，祭的行为即是请神到场以示敬奉，祭神即是请神到场接受敬奉。如果，“吾不与祭，如不祭”，我不在祭祀中表现出虔诚的敬畏与敬奉，等于不祭。孔子要求的不仅是外部的祭礼到堂，尤其是内心的诚信可昭示于天。礼信相比，尽管孔子重“礼”，但已有偏重于“信”的倾向了，为孟子走“心性”理路一直走到王阳明“心学”开了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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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政治与保守政治模式的建构-政治哲学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