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和耐并且进一步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汉语思想和文明的特殊性。谢氏指出，虽然印度思想的道路不同于希腊的道路，但它也是建立在一整套语言学的范畴之上的（梵语也是一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是特别重视“存在”观念的；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文明了，中国文明是建立在一种与印欧语言系统完全不同的“语言模式”之上的。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它既没有“语法”范畴，也没有表示“存在”的系动词，因而在汉语思想中没有形成超越的“存在”观念。
我们也知道，汉语中的系词“是”是晚出的，大约出现在东汉末年，而这就是说，在汉语思想文化的成型时期（即先秦时代）根本还没有这个“是”；而且，汉语中这个晚出的“是”又是从指示代词（“这”）转化而来的，完全不同于印欧语言中经过不定式的抽象而形成的系词“是”。这在语言学研究上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定论。在这里，最根本之点恐怕还在于：即使在经过“语法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化”——之后的现代汉语中，系词“是”的作用也并没有像印欧语言中的系词那么重要，或者说，它也没有获得印欧语言中的系词所具有的全部语法形式功能，当然也还是不能体现与名词性的“存在”范畴的形式联系的。——语言的本源性是难以离弃的。
还有一位现代语言学家约翰纳斯·罗曼（J. Lohmann），原为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教授，更明确地从“存在学”角度对汉语与印欧语言系统作了深入比较，并且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汉语）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存在学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不可能形成“存在学”。罗曼认为，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存在学差异”是明确地体现在语言结构和语法形式中的，而在汉语中则不然。在古代印欧语言中，名词和动词是由词根与词尾组成的，词根表达概念内容，词尾表达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所以，在名词和动词形式中就表达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反映了所谓的“存在学差异”，即存在与存在者的“逻辑－存在学上的差异”。而在汉语中，特别是在古汉语中，词类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概念与客体之间的区分是模糊不清的，也没有形成印欧语言中那种“主－谓”陈述结构（也即系词的不发达）。因此，罗曼认为，汉语中没有形成西方－欧洲式的“存在学差异”。 [7]
上面列举的几位欧洲语言学家、汉学家都算不上严格的哲学家，根本也不能说是海德格尔的信徒。[8]但显然，他们是有思想的语言学家，与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处于一种“近邻关系”中。他们都与海德格尔一样，深入到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去了。在真正意义上讲，只有西方－欧洲的文化才是一种“哲学文化”。但这样一个断言并不是在“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目光里下的，而毋宁说是一个“反种族中心主义” 的断言。因为特别是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断言始终是与“哲学批判”紧紧在一起的。
有必要指出，说中国（汉语）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或“存在学”，并没有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更不是说古老的汉语文化没有自己的“思想”。“哲学”与“思想”是两回事。况且，在我们今天这个多文化交往的世界化时代里，“存在”问题也已经呈现为现代汉语思想的一个课题了，西方的“哲学”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一门基本的“学”了。
语言论思路的开拓是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一大成果。这在学界已属不争事实。近一些年来，我国学者对所谓的“语言论转向”亦津津乐道，多有宣扬。不过，这条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论思路的世界性意义仍有待我们进一步去体认、揭示和实现。在我看来，它在文化学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多元语言文化视野的开启，一种“非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得以逐步确立，逐步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流学术话语倾向。虽然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层面的现实权益冲突相对照，这种文化观仍未免理想化，未免脆弱，但它毕竟已经有了一个指向未来的开端。
最后，作为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者，我想起欧洲作家米兰·昆德拉最近给出的一个提醒：“请注意，全世界的译者在‘在’和‘有’这些字面前感到的恐惧！他们为了用一个他们认为少一些平庸的字来代替它们，会什么都干得出来！”[9]我想，对于昆德拉这里所说的“恐惧”，应以我们汉语的译者们最有体会了。译过一些海德格尔文字的我对于昆德拉的这一番提醒尤为惊恐。或出于 “优美的语文”的考虑，或出于自出聪明的卖弄，也或出于语言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在译文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参考文献：
[1] 本文系作者为《路标》中译本（台北1996年）作的译者序，原载《读书》，北京1996年第8期，署名白波。收入本书时作了增补。
[2] 笔者作本文时，两书只有台湾繁体字版印行：《林中路》，台北1994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台北1993年。两书简体字版至1997年分别由大陆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而《路标》中译本现在也已有了简体字版（北京2000年）。
[3] 或直译为：“什么是哲学？”。中译文可参看《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选，上海1996年，第588页以下。
[4] 特别可参看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海牙1984年；以及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全集》第六十卷，第四章，美茵法兰克福1995年。
[5] 参看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上海1994年，前两章。
[6] 参看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升译，上海1991年，第347-348页。
[7] 参看约翰纳斯·罗曼：“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差异与语言”，载罗曼编：《词语》（Lexis）第一卷，拉尔1948年，第49页以下。英译文载科克尔曼斯编译：《论海德格尔与语言》，伊汶斯顿1972年，第303页以下。
[8] 当然，约翰纳斯·罗曼曾与海德格尔共事，受到过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也对海德格尔的观点有不少引证和讨论，但我们似乎还不能因此认为这位语言学家就是一位“海德格尔主义者”。参看罗曼：《哲学与语言科学》，柏林1965年。
[9]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1995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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