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在“爱是不可能命令的”意义上说，爱的诫命已经是一个深刻的悖论；而在对人来说它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个更深刻的悖论。 不过，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说，基督宗教爱的诫命在伦理方面所蕴含的最深刻悖论就在于：一方面，它明确主张爱上帝构成了爱邻人的本原根据，强调爱邻人是爱上帝的扩展完成，坚决要求基督徒应当为了爱上帝的缘故、进一步去实现普世性的爱邻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坚持爱上帝的诫命对于爱邻人的诫命具有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它又不得不要求基督徒为了维系本根至上的爱上帝、而不惜放弃派生从属的爱邻人。至于这个深度悖论的反讽意味，我们可以从下面的陈述中略见一斑：一方面，基督宗教把爱上帝确立为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并且从中派生出爱邻人这个第二条次重要的诫命；但在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基督宗教把爱上帝确立为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结果反而导致了爱邻人这个第二条次重要的诫命不可能真正实现。或者说，本来植根于爱上帝之中、甚至被认为是爱上帝的扩展完成的爱邻人，最终反而会被它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本原根据——爱上帝本身所否定。
毫不奇怪，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就像基督徒们一样，基督宗教崇信的上帝自身也会面临一个十分相似的深度悖论， 亦即西方一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所讨论的上帝的“爱”与“公义”之间的矛盾。 诚然，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而且“不偏待人”（《罗马书》2：11），以致他可以凭借他的全能一视同仁地去爱作为他的造物的所有的人。不过，问题在于：上帝是否可以像他爱那些爱他的基督徒那样，去爱那些不爱他的非基督徒？毕竟，上帝在本身就是“爱”的同时，还是无可否认的“公义”，乃至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17：31）；甚至就连上帝的“爱”本身，也必然包含着这种“公义”，因为耶稣明确指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约翰福音》14：21）因此，按照基督宗教明确认同的这种“公义”，那些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孝父母、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不撒谎、不贪婪，乃至可能要比某些基督徒具有更高尚、更优秀、更杰出的道德品格，也依然会仅仅因为在爱上帝这个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方面悖逆上帝旨意、背离上帝之道而犯下不可饶恕之罪，并且由于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而受到至高上帝的严厉惩罚。因此，《约翰福音》3：16-36明确指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保罗说得也很明白：“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罗马书》2：3-5）奥古斯丁同样公开坦承：“如果我不爱你，你就对我发怒，并用严重的灾害威胁我。” 毕竟，即便上帝的无限怜悯，也只能指向那些虽然曾经犯下各种世俗罪行、最终却能顺应福音悔改、转而皈依基督信仰之人，而决不会丧失原则地指向那些在不爱上帝这一“罪行”方面“终不悔改”之人。否则，倘若全能的上帝完全放弃这种“公义”，毫无保留地宽恕原谅那些不爱上帝、终不悔改的非基督徒，从而像对待基督徒那样一视同仁地对于非基督徒普施关爱，作为一位“嫉妒”的上帝，他又该如何禁止世人跪拜偶像、崇信邪神，确立自己唯一至上的神性存在，并且维系世人对于自己作为“独一的主”的排他性信仰？
一些现代神学家曾试图以各种方式解答这个发生在上帝的爱与公义之间的深度悖论。例如，卡尔•巴特在论及那些以上帝为敌的人们时就明确指出：“上帝的爱也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燃烧，不过是作为消耗和摧毁他们的灰烬的火。” 保罗•蒂利希则从上帝就是爱自身的立场出发，强调上帝对那些违背“公义”的人们发出的“神谴”其实也是一种“爱”： “这种神谴不是爱的否定，而是爱的否定之否定。……审判是一种爱的行为，因为它让那些抗拒爱的造物归于自我毁灭。……当神性之爱终结时，存在也就终结了；神谴只能意味着造物被置于它自己所选择的非存在之中。……一个有限的存在可以疏离上帝；它可以无限期地拒绝与上帝和好；它可以被抛入自我毁灭和彻底绝望之中；但即便这种结果也是神性之爱的作为。” 无疑，按照这些解释，上帝对于所有世人（包括那些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的无限之爱，的确可以得到一以贯之的完美实现。不过，历史上那些仅仅由于“不爱上帝”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便被送上火刑柱的正直善良的叛教分子、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们，大概会觉得这种“爱”未免包含某些黑色幽默的冷酷意味。其实，倘若我们采取“换位思索”的方式想象一下，假如那些曾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或是仅仅因为信仰差异就残忍迫害正直善良的基督徒的人们以同样的口吻宣称：他们这样做，恰恰体现了他们崇信的上帝或神灵对于耶稣以及这些基督徒的神性之爱、以便在爱的否定之否定中使后者通过自我毁灭被置于后者自己所选择的非存在之中，不知这些神学家们又该作何感想？
其实，与上帝的爱和公义之间的深度悖论相比，基督宗教爱的诫命所包含的深度悖论，在本质上是一个更有现实意义、内涵也更为深刻的悖论。归根结底，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宗教信仰领域的理论上的悖论，而首先是一个涉及人际道德领域的实践中的悖论；因此，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神性的上帝将会如何在彼岸世界中对待非基督徒的神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涉及到作为人的基督徒应当如何在此岸世界中对待同样作为人的非基督徒的伦理问题。就此而言，这个深度悖论当然应该引起我们更直接、更密切的关注。
这里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基督宗教爱的观念包含着上述深度悖论，以致它提倡的爱邻人诫命在与爱上帝诫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宗教就仅仅是强调爱上帝、而完全不强调爱邻人。相反，正如新约文本和众多神学家的理论阐述所表明的那样，基督宗教的确十分强调爱邻人——包括爱那些身为非基督徒的邻人——在灵性生活的层面上对于基督徒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而且，与某些思想家提出的批评相反， 基督宗教对于爱邻人的这种强调，就其本意而言也不是一种虚伪造作的矫饰欺骗。毋宁说，基督宗教代表人物对于爱邻人诫命的积极认同，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诚意向；甚至，他们之所以会极力肯定爱上帝诫命的本根至上地位，也是试图为普世性地实施爱邻人诫命最终确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神性信仰基础。此外，如上所述，在爱上帝与爱邻人两条诫命之间，也的确存在着和谐统一的一面；并且，这种和谐统一的一面，也的确对基督宗教世界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产生了积极正面的深度效应。因此，公正地说，正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或遗忘历史上发生的那些残酷迫害叛教分子、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们的悲剧事件一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或遗忘许多基督徒对于全人类——包括非基督徒——做出的巨大的慈善贡献。全部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基督宗教代表人物对于爱上帝诫命的本根至上地位的极力肯定，反过来又导致了两条爱的诫命之间的张力冲突，乃至最终导致了他们真心希望在爱上帝诫命的基础之上实现的爱邻人诫命不可能真正实现。换句话说，上述悖论并不意味着基督宗教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就对非基督徒没有任何真诚的爱，而只是意味着这种真诚的爱最终会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受到消减和否定。就此而言，基督宗教对于爱邻人诫命的真诚肯定，恰恰从一个角度突显了两条爱的诫命之间悖论的深度意蕴——唯其真诚，更显深层。
最后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基督宗教爱的观念、尤其是爱邻人诫命中所包含的那种指向全人类的普世性因素，的确可以为今天人们建构所谓的“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提供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不过，这一观念内在蕴含的深度悖论，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启示：本真性普世伦理的建构，本真性普世之爱的实现，只有可能建立在某种普遍性的人本主义——亦即把每个人都首先当作“人”来对待——的本根至上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建立在任何特异性的神本主义——亦即把某个特定的“上帝”当作一切人都应当崇拜的信仰对象——的本根至上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宗教只有不再把特异性的爱上帝当作普遍性的爱邻人的本根至上的终极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在理论上确立它大力提倡的爱邻人的普世理想。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基督宗教最终不再把特异性的爱上帝当作本根至上的终极原则，它是否还依然是基督宗教？
这，或许是基督宗教在这个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时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生命哲学纲略
论个人、群体和人类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