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与现代性方案相伴生的那些错乱中去学习，从诸种关于扬弃的浮夸设想的失误中去学习，而不是放弃现代性和它的方案。如果我们把艺术的接受作为一个例子的话，或许至少可以窥见走出文化现代性困境的可能出路。自从艺术批评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起来，就出现了某些相矛盾的趋势，随着前卫艺术运动的出现这些趋势变本加厉地推至极端。艺术批评一面声称其作用是对艺术作品作些生产方面的增补，一面又说要当一个提供解释以满足普通大众要求的鼓吹手。资产阶级艺术把这两种预期全都灌输给了受众：爱好艺术的圈外群众一方面应该自学成才成为专家，另一方面又得像个鉴赏老手那样行事，有能力反过来让他们的美学经验关切到自己生活的问题。这第二种做法，这种看起来无害的接受模式，或许会因为它与第一种模式的关联仍然晦暗不明而丧失它的激进特征。
当然，艺术生产如果不是以专门对待自身内在问题的方式来进行，不是被当作专家不顾外在需要地去关注的对象去追求，它就会不可避免在语义学上的退化。所有相关的人（包括作为受过职业训练的接受者的批评家）在应对问题时，都只着眼于某一个抽象的有效性标准来处理之。不过，一旦美学经验被整合进一个个体生活历史的语境里去，或者整合进一种集体形式的生活里去，那么这种界限森严的分隔，这种自顾自地凝神于单个维度的做法，就马上不可行了。圈外群众，或者不如说作为日常生活领域的专家的个人，他们对艺术的接受，与那些从原则上去关注纯属艺术内部的发展的职业批评家有着不同的理路。阿尔布莱希特•魏默尔（Albrecht Wellmer）曾向我指出，一种基本未曾转译为趣味判断的审美经验，会改变它的功能特征。因为如果这种审美经验关切到生活问题，或者以一种试探性方式被用来启示一种生活-历史的情境，那它就进入一种艺术批评再也无法胜任的语言游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审美经验不仅会使那些我们赖以感知世界的必需阐释重获新生，而且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性阐释和规范性预设，从而扭转了所有这些动因彼此来回指涉（refer back and forth）的那种方式。
彼得•魏斯（Peter Weiss）叙述了一个例子，说明一种探索性的、引导人生的力量，可以从个体在其生活紧要关头中与一幅伟大作品的遭遇里迸发出来。他的主人公从西班牙内战黯然返回之后，游荡在巴黎的街道上，期盼地想象着他在将要去的卢浮宫里跟席里柯（Géricault）那幅海难里的水手的画相遇的情形。我适才谈及的艺术接受的某种变异模式，在同一作者写的《对抗美学》第一卷所描述的那种英勇的挪用（appropriation）努力里，得到了更为精确的表现。他描绘了1937年柏林的一群年轻人，一群参加政治活动的工人们，他们渴望学习，在夜校的课程上学到了对欧洲绘画历史（包括社会史）的内在理解方式。他们抛开客观精神的顽石，把能够挪用的片段缀合起来，把这些片断放进对自己所处环境——这是一个跟传统教育和现存政权都十分疏远的环境——的经验视域中去，他们把这些片断来来回回地摆弄，直到它们开始发光：
只是偶尔，我们对于文化的构想才符合那样一种东西，一种像个堆满见解和发现的大货仓一样自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我们一无所有，带着初来乍到的颤栗接近这个宝库，我们充满敬畏，直到最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评价来填充它，意识到，全部概念只在言及我们的生活境遇，言及我们的思想过程那种难言和独特的情形的时候，它们才会是有用的。15）
在诸如此类的例子里，专家文化从生活世界的视野那儿挪用过来了，这些例子成功地保持了注定会发生的超现实主义反叛的某些初衷，并更多地保持了布莱希特（Brecht）甚或本雅明对于无辉光的（non-auratic）艺术作品之接受的开创性反思。就科学和道德领域而言，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受，如果我们想到，人文、社会和行为科学即使到现在都还不曾与面向实践的知识的结构全方位脱勾，并且进一步想到，普世主义伦理学对正义问题的关注代表的是一种抽象，这种抽象亟需跟那些它从一开始就排斥的、与善的生活有关的问题建立起关联。
不过，诚然只有社会现代化进程能也能变成另外的非资本主义践线，只有生活世界能够以某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当前受到经济和管理系统的自主的系统作用力的压制——发展出它自己的诸种体制，一个有赖于活生生的遗产但也会被单纯固守传统扼杀的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才会成功地跟现代文化重新建立起一种差异化了的关联。
三种保守主义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样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实际上，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然兴起了一种为猛烈抨击现代主义的潮流推波助澜的思想气候。为艺术和哲学的虚假扬弃所拟的规划的失败，文化现代性外在明显的困境，激起了某种幻灭，被各种保守主义立场用作借口。这里让我作个简短的区分，一方面是把青年保守主义（Young Conservatives）的反现代主义跟旧保守主义（Old Conservatives）的前现代主义区分，另一方面将它们跟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区分。
青年保守主义本质上是在挪用美学现代性的基本经验，也就是一个从认识和目的性行动的所有约束下、从劳动和使用价值的所有戒律下解放出来的去中心的主体性的展现，由此他们把现代世界整个儿甩脱了。他们恰恰是通过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姿态建立起对现代主义的猛烈反抗。他们把想象和自我经验的自发力量、亦即一般情感生活的自发力量推展到古往今来，并以摩尼教的方式反对工具理性，其原则只是要能够召魂，不管召回的是强力意志还是至高权威，是此在本身还是酒神的诗性力量。这个践线在法国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经由福柯（Foucault）传到德里达（Derrida）。所有这些人物头上当然都萦绕着尼采的精神，最近的复兴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
旧保守主义首先是不让自己为文化现代性所玷污。他们惊疑地注视着实质理性的崩溃，科学、道德和艺术的进步的差异化，对世界的现代理解和这种理解对合理性的仅在程序方面的信奉，然后他们提议，不如回头到现代性之先的立场上去（有些类似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向物质合理性阶段的倒退）。在这儿主要是在当代颇获得一些成功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它在生态学问题的支持之下复活了某种宇宙伦理学的观念。这条路线始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产生了诸如汉斯•约拿斯（Hans Jonas）和罗伯特•斯帕耶曼（Robert Spaemann）等人的有趣作品。
与现代性成就有着最为正面的关系的是新保守主义。只要现代科学只是出于促进技术进步、资主主义发展和管理的合理性形式的目的才跨出它自身的范围，那他们就欢迎。在此之外，他们推荐一种政治，其根本宗旨就是要拆除文化现代性里的爆炸物的引信。根据他们的一个主张，一旦人们恰当地理解了科学，在指引生活世界的问题上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按照另一个主张，政治应该尽可能地不受道德-实践的合法化过程的干扰。第三个主张是断定艺术总体上的内在性，非议艺术之乌托邦内容的观念，指明它的虚构特征，其目的就是把美学经验限制在私人范围之内。跟这条线索有关的，我们可以提到早期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中期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晚些的哥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随着科学、道德和艺术在专业人士的管理下从生活世界里分裂出来，严格封闭在各自的自主范围之内，文化现代性的全部残余，就是在弃绝了现代性方案本身之后所剩下的那点东西了。腾出来的空间则由传统们来填充，这些传统免受一切论证要求的打扰。当然，现在仍然很难看出，这些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部门的政府支持如何在现代世界生存下去。
这些分类就像所有其他分类方式一样是一种简化，但可能对于分析当代知识界和政治方面的论争有所帮助。因为我担心，那些反现代主义观念，结合了前现代主义的因素之后，正在绿党和其他可选择团体的集团里获得地盘。另一方面，在政治党派内部的态度变化里有着类似的转变，也就是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的鼓吹者之间建立了联盟。在我看来，似乎还不能把新保守主义的意见和知识分子的僭越单纯归到哪一个政党上去。出于这些原因，沃尔曼（Mayor Wallmann）市长，特别是您在开场白里作出那些澄清之后，我完全有理由对法兰克福市的自由精神表示感激，你们把一项以阿多诺的名字——他是这座城市的儿子，一个哲学家，在塑造知识分子的面貌上做出了几乎超过联邦德国所有其他人的贡献，他本人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光辉模范——命名的奖金颁给我，正是秉承着这种精神。
宗教的体验性
初探“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