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档案馆建立对现象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去世。几个月之后胡塞尔的遗孀玛尔文·施坦恩施耐德看到丈夫一生的研究成果面临被付之一炬的危险，便要求比利时卢汶的天主教牧师凡.布里达（H·L·Van Breda）将丈夫的手稿带到保险的地方。凡·布里达欣然同意，并马上动手组织胡塞尔的学生们将手稿和相关材料运到比利时的卢汶天主教大学，随后在那里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这次运去的胡塞尔用Gabelsberger速写系统写成的手稿四万五千多页。胡塞尔的整个私人图书馆和他的大部私人档案材料也被运抵卢汶。1939年6月胡塞尔遗孀也移居比利时，又带来了一批重要的私人档案原件，其中包括往来信件，照片等。凡·布里达得到兰德格里伯和芬克的帮助，首先将速写手稿分批誊译为普通德文文稿。这是一项十分细致艰巨的工作。在这两位学者的帮助下，又带出了一批誊译人员，他们边誊译边研究，后来大都成了现象学专家。如斯特拉瑟（Stephan Strasser）、瓦尔特·比莫尔、玛尔莉·比莫尔夫妇（Biemel）、伯默（Rudolf Boehm），克恩（Iso Kern）、舒曼（Karl Schuhmann）、马尔巴赫（Eduard Marbach）及伯尔耐特（Ruldolf Bernet）等。誊译为普通德文的手稿共计一万两千页。
芬克在给胡塞尔当助手期间（1926－36），胡塞尔赠送给他一部分手稿作为礼品，大约1200页左右，大部分是讨论现象学中的时间问题的。1968年1月芬克将手稿全部捐给档案馆。档案馆还收藏了布伦坦诺的儿子1969年捐赠的他父亲的手稿的照片和胶卷。从1950年开始，档案馆便收集胡塞尔通信。截止到1969年已收集到1400多封往来信件。现在已经全部编辑完成，出版了10卷本的《胡塞尔通信集》。
胡塞尔祖籍捷克，是摩拉维亚人。1969年9月档案馆人员获准去捷克斯洛伐克胡塞尔的出生地普罗斯涅茨以及他上中学的小城奥罗姆茨（Olomouc），收集了大量的胡塞尔传记材料，其中包括胡塞尔祖先、家庭情况，在中学学习的课程及成绩。这些材料的原件均拍照成资料存在馆内。
档案馆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出版《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和《现象学研究丛书（Phaenomenologica）》。《胡塞尔全集》从1950年开始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30卷。 《现象学研究丛书》从1958年创刊，现在我们已看2001年出版的160卷。档案馆创立者布里达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任档案馆馆长。他去世后，接任的是耶瑟林（Samuel Ijsseling）。现任馆长是瑞士的现象学家Bernet。
随着现象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哲学爱好者们更迫切要求有接触胡塞尔未发表的手稿的机会。于是档案馆在世界几个现象学中心建立了分馆：1947年在美国纽约巴法罗（Buffalo）；1950年在联邦德国的弗赖堡；1951年在联邦德国的科隆；1957年在法国的巴黎（Sorbonne）；1966年在美国纽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大批现象学家移居到美国，另一些则工作在胡塞尔档案馆。如胡塞尔当年的得力助手芬克和兰德格里伯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档案的整理和译写工作，为年轻学者研读这些手稿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也独立从事现象学研究。他们的工作是德国战后现象学复兴的基础，也是德国战后的第一批现象学家。兰德格里伯于1934年就发表了《称谓功用和词的意义》，1952年出版了《当代哲学》一书。这是一本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出发介绍现代哲学的书。该书至今还是学习现代哲学重要的导论性德语文献。1960年发表了《辩证法问题》，1962年整理出版了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一书。1963年又出版了文集《现象学道路》。1968年出版了《现象学与历史》一书。1969年出版《关于政治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1975年出版《关于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的争论》等。他向运用现象学方法建立新的历史哲学。不仅他的著作对现象学在德国的复兴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他的教学活动也为现象学培养了一代新人。战争后期，他曾短期在汉堡当过一段售货员。战后，他在汉堡，后到基尔执教10年。1956年被任命为波恩胡塞尔档案馆馆长，从此波恩便成为德国现象学的重要研究活动中心。从波恩毕业了数十名研究现象学的学生和留学生。对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的Klaus Held 也是兰德格里伯的学生。
芬克是另一个对现象学在德国的复兴贡献最大的人。他战后一直在弗赖堡任教，并任弗赖堡胡塞尔档案馆馆长（芬克1975年去世后，由卡尔·马克思的远亲，从美国回来的维尔讷·马克思接任馆长职务）。他的主要著作有：《胡塞尔现象学问题》（1939）；《存在－真理－世界》（1958年）；《一切与虚无》（1959）；《教育学与生活论》（1970）；《邻近与距离》（1976）；《存在与人》（1977）。
在兰德格里伯和芬克的领导下，一批青年人在卢汶档案馆认真地从事现象学的研究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德语区的重要现象学家，如比曾西德亚琛大学执教的莫尔夫妇（Walter and Marly Biemel）。还有伊索·科恩（Iso Kern，自取中文名字是耿宁）。他著有《胡塞尔和康德》（1964），该书是学习研究现象学与康德哲学关系的必读的德语文献之一。他曾来我国学习中国哲学，现在瑞士从事研究工作。还有卡尔·舒曼（Karl Schuhmann），鲁道夫·博姆（Rudolf Boem）等人。发展到80年代，现象学在德过已小有生气。各大学哲学系都有人进行现象学的研究，或受现象学方法的影响从事研究工作。在弗赖堡大学有赖讷（Hans Reiner），在波恩有福尔克曼－施鲁克（Karl-Heiz Volkmann-Schluck），施特罗克尔（Elisabeth Stroeker），艾里（Lothar Eley）。在海德堡有特约尼森（Michael Theunissen），梅茵茨有冯克（Gerhard Funke），在特利尔有奥尔托（Ernst Wolfgang Orth），在维尔茨堡有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与维斯（Dieter Wyss），在波鸿有瓦尔登费尔兹（Bernhard Waldenfelds）、荷仑施坦（Elmar Holenstein），普格勒（Otto Poeggeler）和萨斯（Hans-Martin Sass），在慕尼黑，有老资格的现象学家孔拉德－马蒂乌斯（Hedwig Con.ad-Martius），在乌泊塔尔有Klaus Held,等等。
1971年德国现象学家汇集慕尼黑，召开纪念现象学家普凡德学术会议。会上宣布成立现象学研究德国学会，并出版半年刊，《现象学研究》。现在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
* * *
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不仅限于西欧北美，它对东欧及亚洲，甚至非洲的某些哲学发达的国家都有影响。它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现象学运动内部，它对非现象学的哲学家，甚至对非哲学的思想家都有影响。现象学对社会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恩斯特·布鲁赫（Enst Bolch）1960年以前是东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著名哲学家，后移居西德，他在其“希望哲学”中所运用的方法也来自现象学。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联盟国家中的非教条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哲学方法，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来自现象学的影响。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的建立与现象学描述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4]。现象学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发生了重要影响。人们从现象学中，从胡塞尔的著作和手稿中不断有新的发现，人们不断对胡塞尔的某些观点做出新的解释，为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发现、开拓了新的视野。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结合就是一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象学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发展及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第五节 现象学在中国[5]
1．首次引入——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
就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出版物而言，中国人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早至1929年初，即胡塞尔70岁，正在写作《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一书之时。这就是杨人梗所写“现象学概论”一文，刊登于《民铎》杂志10卷一号，1929年1 月出版。[6]他在“序说”中先认为现象学处于所谓“学之哲学”与“生之哲学”之间，即认识论哲学与生命哲学之间，意在“解决现代哲学中种种至难的对立的问题”[7]杨人梗这篇“现象学概论”显示出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内行的理解。只可惜它未能引起当时学人的关注。[8]
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以后，也有人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时顺便提及胡塞尔的思想，比如张东荪、贺麟等。但是也并未引起哲学爱好者的真正注意。具体情况祥见张祥龙等合著《现象学思潮在中国》[9]。所有这些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介绍者，似乎都没有亲身聆听过胡塞尔本人的教诲。真正有幸聆听过胡塞尔的言传，后来又用胡塞尔的思想作哲学研究工作的却另其有人，他就是以数理逻辑专家享誉国内学术界的、鼎鼎大名的沈有鼎。但是他同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却一直鲜为人知，我们这里不妨多讲几句。
沈有鼎字公武，他于1908年生于上海，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从金岳霖学习期间，曾建议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10]毕业后公费留美。193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1－1934年赴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在清华哲学系任教。1945－194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研究，回国后仍在清华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55年调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直至1989年逝世。在中国学术界，沈有鼎是以中国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著称，是中国早期分析哲学思潮的代表之一。他的《论真理的分野》一文被视为为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近期被收入《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11]。1984年左右我曾经拜读过他的论公孙龙子的文章及《墨经逻辑学》，对先生贯通中西的学问十分敬仰。但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与现象学有什么瓜葛。2002年由于偶然的机会，翻阅先生的弟子收集、编纂的《沈有鼎文集》，以及附在文集最后的沈有鼎“文革”结束后致他的学生、国际知名逻辑学家王浩的通信。我在文集中惊奇地发现，沈有鼎同胡塞尔居然有直接的交往，并且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工作的影响 。
1931－1934年沈有鼎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这是介绍沈有鼎生平的材料里都有纪录的[12]。关于沈有鼎在德国的学术活动的情况，我只见到熊伟先生在《熊伟自传》中有纪录：他回忆1933年留德之初的经历时说，“在弗赖堡的头一年，由沈有鼎和我一同听海德格尔的课，因尚有语言隔阂，我没有能力与沈展开讨论。沈没有语言隔阂，虽然我们曾海阔天空谈论过古今中外的哲学，他却一次也没有谈过海德格，第二年沈即回国。”[13] 30年代的海德格尔，在德国如日中天，德国青年趋之若鹜，奉为大师。尽管沈有鼎曾经听过的课程，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发现哪怕是只言片语能够证明，沈有鼎在什么地方提及过海德格尔。可见，后期海德格尔的诗意哲学没有引起年轻的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的任何兴趣[14]。
与此相反，沈有鼎留德期间同已经退休、渐受冷落的犹太哲学家胡塞尔反倒有直接的交往。长期以来，我们完全不了解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工作研究。现在文献证据就是沈先生的学生和朋友美籍华裔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的文字材料。关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关系，在王浩的文字中直接得到证实的只是，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胡塞尔有过直接的交往。关于这种交往到底深到何种程度，到底沈有鼎研究了胡塞尔的哪些书，我们至今未能发现直接的材料。他是否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从王浩保留的沈有鼎的书信中，可以证明，他曾同胡塞尔就他的现象学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比如，1974年8月11日沈有鼎给王浩的信中谈到现象学的文献时，沈有鼎写道： “不过，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15]，只有他自己的著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象学文献都没有用。……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之外，应当暂时忽视所有的现象学著作，倒是正确的。”[16]1931年到1934 年胡塞尔已经不在大学授课。所以，这条材料证明，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退休的胡塞尔有过私人往来。胡塞尔很可能在家中接待过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交往到底有多深。另外，王浩在发表沈有鼎的信件时回忆道：“１９４２年我选了沈先生讲维特根斯坦及胡塞尔的两门课”[17]。可见沈有鼎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开过讨论胡塞尔思想的课程。
沈有鼎一生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现象学家。除了沈有鼎在南联大时的学生王浩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过，沈有鼎曾经在弗赖堡从胡塞尔学习并同胡塞尔本人有过私人交往。沈有鼎也从来没有写过介绍胡塞尔思想的文章。他生前发表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逻辑著作。但是，仔细阅读沈有鼎的早期工作，可以明显地看出，沈有鼎在这些研究中利用了胡塞尔认识论成果，用于澄清逻辑语法，数理逻辑中的概念和问题。而且直到晚年，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评价甚高：“胡塞尔和弗洛伊德在现代讲英语的世界中相当流行。这跟他们两人都遭受过纳粹的迫害有某些联系。他们两人的另一个共同情况就是，在他们较早的著作中他们真正充分地讨论了所处理的问题，那时他们的头脑还不像后期那样为新奇的想法所充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是用德文作哲学讨论的一个模范。虽然胡塞尔自己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但它至少具有明白易懂的优点。”[18]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或许还包括胡塞尔后期的逻辑研究工作。
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31年他留美期间，1935年从德国归国后，用英文发表于《哲学评论》上，它的题目是《论表达式》，英文原文的题目是On Expressions, 译成德文就是Ueber Ausdruecke, 而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的题目就是Ausdrueck Und Bedeutung,即“表达式与意义”。《论表达式》在发表时沈有鼎补写了一篇后记（Remark），后记中写道：“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在我熟悉胡塞尔的逻辑著作之前”。“它是我对数学符号系统和一般语言的性质作形式的和结构的理解的首次努力” [19]而 “我后来发现，我的某些结果已经由胡塞尔讨论过”。这两段文字里所说的胡塞尔的工作，很可能是《逻辑研究》。无论任何它表明沈有鼎在德国深造期间，熟悉了胡塞尔的逻辑著作。而如果细读沈有鼎的文章，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沈有鼎在美国独立的重复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的一部分工作，特别是第一研究中的部分工作，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沈有鼎分别1943年和1944年沈有鼎发表了两篇文章：《语言、思想与意义--意指分析第一章》，《意义的分类--意指分析第二章》。两篇文章都被编在《沈有鼎文集》中。在这两篇文章中，沈有鼎直接依据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成果，对他的逻辑哲学作的修订发展，尽管文中未提及胡塞尔的名字。题目中的“意指分析”，无非就是“意向性分析”。在第一篇文章中，沈有鼎实际上直接运用意向性理论来说明意义的本性，因此直接体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沈有鼎的“意指对象”相当于胡塞尔的der intentionale Gegenstand (英语的intentional objekct)，也就是Noema。沈有鼎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给出他使用的现象学术语的德文和英文原文，但是对此，沈有鼎在给王浩的信中谈到《意指分析》一文时有明确的解释：沈有鼎说，“按传统的看法，说到思想，就牵涉六方面的问题，即主体，官能，行为，内容，态度，客体。内容可以指思想内容，也可以指实在或实际内容。思想内容是广义下的概念，亦即胡塞尔[20]所谓Bedeutung(意义)。实际内容可以指“限制”于思维行为中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指一种由通常称之为“心思”的思维行为产生的现实的实体。胡塞尔只假定前者，补假定后者。前者在我的论文中称为意指对象，……总之这是胡塞尔的Noema。” [21]Noema也就是意向性对象。既然沈有鼎的意指对象是胡塞尔的意向性对象，即Noema，那么相应于意向性对象（Noema）的思想作为自然是Noesis，即意向性的赋意行为。可见，他用来建立自己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思想作为（act of thinking,德文的Denkakt）、思想内容(contents of thought)、意念(intention, 或者reell Bewusseinsakt)、意指对象(intentional objects，Noemata) 、意指性（Intentionality）都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
在中国，用胡塞尔即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用于哲学研究的——用于逻辑研究——的第一人是沈有鼎。遗憾的是，他的工作也为引起学界的注意。
从以上的介绍与分析中可见，四九年之前的中国学界已注意到了胡塞尔，甚至运用现象学于自己的逻辑哲学（沈有鼎），尽管是一种“边缘”式的，却不能说是不重要的。它表明了这些学者的思想敏锐性。
3．文革后罗克汀和李幼蒸重提胡塞尔现象学
由于政治原因，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和翻译几乎等于零。六十年代以后，由于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决裂，开始了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更多的介绍。《哲学译丛》反映出这种变化。1963年，此《译丛》上登出了三篇关于胡塞尔的译文。一篇是I. 开尔伦（Iso Kern，后被译成“耿宁”）的“在胡塞尔哲学中达到先验现象学还原的三种途径”（第3、4期合刊），由何愚译自荷兰《哲学季刊》。另一篇是R. 斯米特的“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第5期），由张继安译自《美国哲学杂志》。第三篇最有特色，是L. 舍斯托夫写的“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第10期），由谭湘凤翻译，无滞校。但是，此后，尽管继续刊载关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论文，乃至这些“存在主义”者们自己写的文章，却再也没有刊载关于胡塞尔的东西了。在由国内人撰稿的刊物中，比如《哲学研究》等，从四九年到“文革”结束，似乎从未登过关于胡塞尔的论文。胡塞尔本人写的东西，则无处可觅。就是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1964年），也不见胡塞尔的踪影。只有贺麟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1962年）中，讨论到“现象学”的含义时又提到胡塞尔。
“文革”后、也可以说是四九年之后，1980年春，中国发表了第一批关于胡塞尔的文章。它们是李幼蒸的“埃德蒙特·胡塞尔”和罗克汀的“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前者发表于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后者则刊登于《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罗克汀的文章已在1979年11月的第一届现代外国哲学会议上宣读。文中胡塞尔的现象学被归入某种形式的唯心主义，认为胡塞尔意向性学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思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22]。该论文引起一些讨论。不管怎样，在那样一个时代，这篇文章起到了引起人们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关注。
李幼蒸的重在介绍胡塞尔的生平、基本学说和影响，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文章的信息量较大。杜任之主编的这本《述评》（后来又出了续集）在当时的哲学界和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李幼蒸的文章发生了很大影响。许多青年学者和大学生，就是通过这本书而得到关于现象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1980年之后，中国大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兴趣陡增，《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中都有有关的讨论和介绍。
1986年，出现了胡塞尔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现象学的观念》，由倪梁康译出，夏基松和张继武校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自《现象学的观念》之后，胡塞尔著作的中文译本逐渐增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李幼蒸译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以及倪梁康译的《逻辑研究》。
80年代初以来，讨论胡塞尔现象学的论文时有出现，但从数量上远不如讨论海德格尔和萨特的。除了《哲学研究》等学术杂志之外，刊登这类文章的还有各种论文集，比如《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商务，1982年）、《现代外国哲学》（人民出版社，自80年代初以来出了多集）、《德国哲学（论文集）》（北大出版社，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了十几集；现改由人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德国哲学论丛》）、《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上海译文，自1995年以来已出版3辑）；此外，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一类的教科书中的有关章节。早期的作者除以上提及者外，包括范明生、张庆熊、张宪、涂成林等，后来则有靳希平、倪梁康、涂纪亮、张祥龙、陈立胜等。
倪梁康1994年发表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胡塞尔及其引发的思想效应的研究性的力作。
在现象学在中国起步之时，胡塞尔现象学与中国思想就开始对话。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张祥龙的工作。自1993年以来他在国内外发表了一些关于胡塞尔与东方思想关系的论文。1993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名为“胡塞尔、海德格与东方哲学”， 1995年发表了“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的含义与问题”（《场与有》第2期）和“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哲学”（1995年），[23]
张庆熊1995年出版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张庆熊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就在《现代外国哲学》等处发表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文章，1983年至1993年在瑞士学习现象学。其博士论文导师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耿宁（Iso Kern）教授，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一书他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但在内容和论述方式上作了不少改动”。[24]
西安西北大学学者张再林1997年出版了《中西哲学比较论》，其中西方思想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主，兼及海德格尔、萨特、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东方思想以中国的儒家为主，兼及道家和《孙子兵法》。此书是作者六年前发表的《弘道——中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一书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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