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犹太大屠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使我们可以反观我们自身在罪恶中能反省到什么地步，能宽恕到什么程度，能把记忆延伸多久，其中也包括着对人间恩情的念念不忘。我个人认为对苦难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个世俗化、技术化、功利化世界的力量。就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纳粹主义可以在德国执掌政权而论，无论是认为那是因为纳粹所自持的绝对主义的价值观念刚好投合了人们想有所坚持、有所振奋的心理愿望；还是认为正因为在“公共领域”放弃了绝对主义的价值观念，才在客观上容忍并放纵了纳粹主义的嚣张气焰，总之强调的都是某种必须坚信的“绝对”，而所谓的魏玛共和国在当时却拿不出这样的东西，因为（古典的）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就反对那种“公共领域”里的“绝对性”对“私人领域”里的“相对性”的侵占或挤压。这次发生的美国士兵对伊拉克战俘的虐待事件，其实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士兵有没有宗教信仰？他（她）们去教堂吗？
犹太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一个十分弱小但又异常强大的民族。一提到犹太人，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无数极其优秀的“人类榜样”。世纪之交时，英国一个权威的学术机构曾经在世界范围里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查和统计：在过去的一千年间，如果我们要推举出十位对人类的精神事业产生过最大影响的思想家的话，那么名列首位的哲学家与科学家就都是犹太人，他们就是马克思与爱因斯坦。至于作为物理学集团（他们与原子弹与量子力学的诞生息息相关）、革命家集团（如与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的那么一大批职业革命家）与社会批判集团（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领导人）的犹太人就更是为人所熟知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可以说数不胜数，正是这些人使人类事业和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必须关注这样一个民族的成长发展过程，讨论他们为什么如此杰出的原因。事实上，许多把犹太人与中国人面对苦难的态度进行比较的文章与书刊都对文化研究起到了巨大推进的作用，而且特别发人深省。
“反犹”一直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在这方面有许多书可作参考。这些书告诉我们，“反犹”的普遍性、持续性、暴虐性、潜意识性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在一本《反犹主义解析》（徐新著）中记载着，１２８０年，在摩洛哥的穆斯林最先开始隔离犹太人，自那以后的好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始终作为“另类”生活在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里；特别在欧洲，犹太人常常被要求戴上标志，住在一切都有规定并常常需要用围墙围起来的区域里。前几天刚好是“复活节”。在遥远的过去，曾有一段时间，这几天（从耶酥受难到复活）对犹太人来说是最危险的日子，因为许多人把耶酥的死归罪于犹太人，这在《圣经·新约》中是有记载的。我们在这里不涉及这件事在史料与信仰上可能引起的论证，因为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它确实与犹太人在基督徒中所受到的谴责有关，而且也是我们在讨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时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前几天，４月１９日，又是耶路撒冷全城汽笛长鸣的“大屠杀纪念日”，因为１９４５年的４月１９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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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运动的发展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