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里有某种"自明"的东西，而且主要不是观念上的自明，而是语义上的自明。说："存在是存在的，它不可能不存在"靠语言本身就"是确信的路径"，因为"存在"的含义本身就说的"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从单义的观念上看，这种话是无意义的同语反复，但在当时的希腊语境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中，这话却表达出了很独特、深刻的"真理"。"eimi"及其诸变式既有"存在"的含义，又是系动词"是"；因此说"存在是；存在不能不是"就确实说出了个意思，即"存在"与"是"这个语言现象是内在相通的。在中文里，说"善善"、"恶恶"、"亲亲"[2]和“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是有意义的，甚至是有深意的；而在古希腊文里，说"存在存在"也是一样。更何况，在巴门尼德之前的赫拉克利特也确实讲过："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样的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we are and we are not ）"[4] 一类反衬的话。
"存在"或"本体"问题就是这样进入西方哲学的；它与当时的说话方式内在相关，依其"语势"而发言，就象"道自道"的话与先秦中文内在相关一样。那时的中文却不允许出现"国自国"、"家自家"之类的说法。"存在"这个词将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与克塞诺芬尼对"神"的要求的要义凝聚到了一点，在巴门尼德看来也是最纯粹的一点，即所说的必是其所应是（从数学错误和[克塞诺芬尼所批评的]荷马对神的描写看，"所说的不是其所应是"的现象确是大量存在的）；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讲就是：那"让说话带到眼前者本身也就是在场者的在场"，[5] 这也就是海德格尔理解巴门尼德"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著名命题的基本方式。对于他，这句话意味着：由逻各斯（legein）引导的直观着的思想与存在（在场者的在场）是相互共属的。[6] 而"逻各斯"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第7节中被明确地说成"将那在言谈中’这言谈’所涉及者（wovon in der Rede ’die Rede’ ist）开显出来"。说得更准确些就是，"这[真的（echt）]言谈’让人看’（apho...），即让人从这言谈所涉及者本身来看。......那被言谈者应该来自那被此言谈所涉及者。"[7]
可见，在海德格尔的"提要钩玄"的解释中，"存在"绝不只是观念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与"言谈"这种活生生的在场现象息息相通的。只有在活的语言现象，也就是表达、理解和解释中，人才能体验"假"的可能，知道"被言谈者"可以不来自"那被此言谈所涉及者"；也才能体会到"存在不能不存在"的说法确实排除了某种可能，而以一种原发的"相互共属"来引导着求真理的人。
这种关于存在与逻各斯（思想着的语言，言谈着的思想）的看法经过了芝诺（Zeno）的悖论和智者们的雄辩术及论辩术的进一步激发，极大地影响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定义"的寻求。芝诺反对"运动"和"多"的归谬法使人看到，依凭语言的论辩能独立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语言的内在逻各斯能与常识对抗到什么程度。因此，对于智者们（Sophists）而言，一切智慧和力量的关键在于"能进入论辩的言说之中"；言语的技艺就是思想和存在的技艺。"人"是万物中最奇异者，而奇异中的奇异就是这种存在者能让语言带到任何地方，不管它是诗意的仙境还是论辩的战场。"每件事物都可以有相互反对的说法"正表明"说法"的自由和放浪，而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也就要马上说道："[随逻各斯而行的人]既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与巴门尼德正相反的"说法"的可领会性同样是靠希腊语言的逻各斯维持着的。倾向于巴门尼德的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却看出证明"非存在的某种存在（’是’）性"的极端重要，不然就无法"说"明错误和虚假的可能，也就无法"定义"在他眼中是弄虚造假的智者们。而在《泰阿泰德篇》中，他为说明可真可假的"判断（或意见）"为何不同于"知识"费尽了心机，而类似的问题（"如何从逻辑上说明假命题的可能"）在二十世纪初激发维特根斯坦写出了《逻辑哲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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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晚年
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宗教本质论述的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