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德，《形而上学的拓扑学》，弗莱堡/慕尼黑 1980；
《现代的理性结构》，弗莱堡/慕尼黑 1988。
Boeder, Topologie der Metaphysik (TM), Freiburg/München1980.
Das Vernunft-Gefüge der Moderne (VGM), Freiburg/München1988.
费尔巴哈全集，学院出版社，柏林 1982
Feuerbach, Gesammelte Werke,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82.
黑格尔全集，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80。
Hegel, Gesammelte Werke,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80.
《讲稿》，14卷，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2000
Vorlesungen, Band 14,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2000.
马恩全集，梅加版，柏林1982，1987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1987.
马恩全集，柏林1978, 1977.
Marx/Engels Werke, Dietz Verlag, Berlin 1978, 1977.
尼采全集，历史考证版，出版人科利，蒙提那利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KGW),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
[1] 论文的主题以贺伯特·博德教授（Prof. Heribert Boeder）的理性关系的建筑学（Logotektonik）为前提，理性的区分是他的基本思想。世界理性和传统哲学理性的区分打破了历史连续性，表明在单数意义上的现代是业已结束的完整世界。贺伯特·博德，德国哲学家，1928年生于阿德瑙（Adenau）。1954年在弗莱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海德格尔是其博士论文的主要指导老师之一。1958年赴剑桥考察，成为英国皇家学院成员。1959年11月回到弗莱堡，1960年1月完成教授资格论文。1972年任德国布伦瑞克大学教席教授（Ordinarius）。主要著作：《根据和当下作为早期希腊哲学的追问目标》（海牙1962），《形而上学的拓扑学》（弗莱堡/墨尼黑1980），《现代的理性-结构》（弗莱堡/墨尼黑1988），《历史的建筑工具》（维尔兹堡1994），《动荡——海德格尔和现代性的限制》（纽约1997，英译者：Marcus Brainard）。
[2] 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16页。
[3]《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7页。
[4]《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58页，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369页。
[5]《形而上学的拓扑学》44页。
[6]《现代的理性结构》373页。
[7]《现代的理性结构》，17页。
[8]《现代的理性结构》18页。
[9] 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7页，《现代的理性结构》12页，354页。
[10]《现代的理性结构》369页。
[11]《现代的理性结构》358页。
[12]《现代的理性结构》10页。
[13]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的前言《在单数意义上的现代》。在现代核心省思中，历史当下的危机经验走向其世界之整体，以世界整体经验而告终。无论是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于未来，还是在尼采灵魂的永恒中承诺超人的到来，世界经验整体每一次都要求扭转迄今世界的权利。脱离了现代的历史危机经验——人的创造性本质的缺失经验，就失去了理解现代思想的切入口。因而，正如理解已经不是后现代的主要思想特征，后现代对现代的所谓批判或仿效多半流于语言上的冒险和游戏。
[14] 近代以“新时代”自居，其原则为人的人性的自由。近代哲学把人性作为理性本质来思考，从自然的人到自由的人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教育过程，无论在第一哲学还是在近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中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自由的主体性特征使万物成为理性精神的创造。如果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以“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反思，那么，道德精神以“我行动，所以我是自由的”为理性自我意识找到了绝对根据。而“我设定，所以我是绝对的”则化世界为我的作品，这种对理性的创造性的启示为意识向科学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15] 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第三部分第四章《整个形而上学的结束》。情绪与认识不同，无法通过说理来消除。
[16] 这表现在社会物质生产的目的上，它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求，其次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后一点尤其被看作为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扬弃和实现。革命本身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指导实践的纲领。革命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里得到论证。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的意义上是马克思承认的唯一科学，马克思也称之为历史科学。
[17] 参见《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第9卷，292页以下。
[18] 参见《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第9卷，422页以下。
[19] 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48页，379页，391页。
[20] 黑格尔全集第9卷，303-27。
[21] 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588页。“精神现象学的实践不仅仅是向绝对知的进发，而且是突出在绝对知中的区别，正如绝对知其实是‘纯粹的知’或者科学本身，表面上属于有限的意识或者属于尚不知道自己是概念之显现的精神。”
[22]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83页。
[23]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84页。
[24]费尔巴哈全集，第9卷，436页。
[25]马恩全集，第2卷，147页。
[26]马恩全集梅加版 I 2，170-6。
[27]马恩全集梅加版 I 2，149-18，150-30。
[28] 马恩全集梅加版 I 2，150-33，164-34。
[29] 黑格尔全集，第9卷，305-30。
[30] 黑格尔全集，第9卷，306-13。
[31] 参见，尼采全集，VI 2，284页以下。
[32] 尼采全集，VI 2，4-16。
[33] 尼采认为启蒙并非是真正的自由精神，它以破除迷信自诩，而启蒙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不过把基督教的真理变成现存的事实真理，是苦行僧理想在现代的最新形式。尼采在对现代科学进行批判时，进一步揭露启蒙立场不过是苦于自身在信仰上的无能，而信仰这里意味着超越自身的创造。
[34]尼采全集，VI 2，5-2。
[35]尼采全集，III 1，6-23。
[36]《现代的理性结构》285页。
[37]《现代的理性结构》，371页。
[38]《现代的理性结构》，354页。
现象学之道[1]
对伦理的现象学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