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季蒂昂的芝诺，能够以此为出发点，即我们为一个按照德性进行的行动而受他人的称赞，并且为一个按照与德性相反的行动、即按照恶习的行动而受到谴责。由此我们人在习惯上已经熟悉这一点，即我们是在那些我们应当满足的要求、请求中与善相遇的。这使芝诺得以将“kathékon”这个希腊词——它的复数是“kathékonta”——当作他的伦理学的一个主导概念。“kathékonta”就是“要求”(Anforderungen)，在拉丁文中则是“officia”，即“义务”(Pflichten)，它们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就人类行动在其伦理学质量上的分类而言，斯多亚学派认为，关键在于将那些对我们的生活之成功来说本质性的要求与那些非本质性的要求区分开来。随着“要求”(kathékonta)概念的引入而开始的是将善(Guten)系统地解释为一个应然之物(Gesollten)的做法。
在拉丁语言对希腊伦理学的接受中，伦理学也始终是哲学的领域，它探讨的是对人而言的善。但随着向伦常的回溯，这个善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特征。那种在正常情况中始终未被课题化的习惯生活的善(gelebtes Gute)，变成了应然的善(gesolltes Gute)，它以伦常规定的形态被对象性地表象出来。伦理学向道德哲学的这一形变(Transformation)、或者说，伦理向道德的这一形变是在近代的康德这里才得到完善的。康德清楚地说明了那些随斯多亚学派对要求的区分而得以开辟出来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尚未封号的(avant la lettre)现象学家——询问：在一个涉及应然之善、涉及“义务”的行动中，这个善是如何能够被意识到的？
康德指出：即便我的行动符合一个为我规定了什么是善的规范，这仍然还不足以让我意识到“我的行动是善的”。这种“合乎义务的行动”(pflichtgemäße Handeln)虽然伴随着这样一个意识，即有善存在，它无条件地赋予我以义务，并且要求为了它本身而行善，但这个意识并不是由善本身所引发的，而是有其他的动因来推动的，所有这些动因都产生于我们对“幸福”的追求之中，产生于我们的禀好之中。因此需要将这种行动与“出于义务的行动”(Handeln aus Pflicht)。后一种行动的发生不是出于那种幸福主义的动因，而是为了善。如果为善而行善，那么善本身就必须得到表象，即是说，善作为对象、作为“你应当”的命令出现在行动者的意识面前，而遵从它的动机并不是对禀好的感受，而是“对法则之敬畏”的感受。
随之我便进入到我的思考的第二部分，即对古典伦理和近代道德的批判性对置。我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对伦理学传统的著名批判开始。禀好具体地表现在愿望中，我们把愿望的实现当作我们行动的意图。只要我们不是为善本身而行善，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意图在未来的实现就是善。康德批评古典伦理学倾向于对善的这种理解，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唯有善的意愿才是真正的善。如果一个人无限地应和一个“定言”命令之要求，那么这个人的意愿便是善的；这个定言命令意味着这样的一个诫令，对它的遵从并不受以下条件限制：我可以因此而达成一个与我的禀好相符合的意图。所以，“禀好”因它的这个消极特征而意味着：如果我追随一个禀好，那么我就会允许自己依赖于我的愿望的一个可能对象对我所发出的吸引力。我让自己在我的行动动机中受外在于我本己意愿的力量的规定，因此而服从于一个陌生的规定。相反，如果我无条件地为了有效的命令本身而去遵从它们，那么我便会因此而意识到我的自身规定，意识到我的意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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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费尔巴哈、马克思
德里达与佛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