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Tu Wei-ming）是近年大力提倡公共知识分子观念的儒家学者。对于杜维明来说，他不仅从上述儒家观念出发而认定儒家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提供很多资源，显然他认为儒家对士的理念和实践从更广的方面支持和体现了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在西方文化中现代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源相当薄弱，26 因为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是离群独居的希腊哲学家，也不是代表上帝声音的希伯莱先知，“甚至也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僧侣阶级或者长老，也不是19世纪俄国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如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们全是贵族，特别反对政府，不反对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萨哈罗夫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这种观点现在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知识群体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种定义和中国当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现象不能相合。27 换言之，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外延范围相当广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和其表达公共性关切的方式都是多样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远远超过了那种仅以不同政见者自命的沙俄知识分子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诠释，杜认为，与这种充盈着更为丰满的人文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最确切相近的是儒家传统的“士”，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类型，儒家具有较为丰厚的资源，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儒家性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儒者士大夫的这种广义的公共性（尤其是参与政治的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列文森说：“中国官僚不是保持其与王权的一定距离（或它与王权的紧张关系），而是以官员的身份为王权服务，以儒家的身份为社会思考。无论在事实界还是精神界，他们从来都没有陷入毫不起作用的境地。”28 另一方面，儒家的人格理想与职业化的要求始终不合，“儒学主要坚守其非职业化理想，即反对专业化，反对那种仅把人当作工具的职业训练”。29 因此，儒家对“士君子”的观念从来不是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唯一的内容，尽管儒家士大夫在实践上总是以对政治提出批评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责任伦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发展，更注意道德风教的变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内（而不是站在政治之外）参与政治。与博格斯所说的历史上西方知识分子多“不履行一定的政治指责”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士大夫多履行一定的政治—行政职责，而又同时保持其学者文人的文化身份。
我们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意义，在我看来，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清理80年代以来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自我确定方面的各种观念。以沙皇俄国时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来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是8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完整的认同，这种认同固然在促进“知识分子”的理解走出文革的历史转型、发展批判性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与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和儒家思想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比，毕竟有些窄化，也已不能适应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面需要。因此，对我来说，参与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并不是对这一观念有任何道德上的偏爱，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来吸收晚近的丰富资源，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根源上，韦伯(Max Weber)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都认为，“君子不器”的儒家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无专业技能的人，又是认同价值优先于技术的人。因此儒家的知识人文化与专家文化不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儒家文化中的“价值优先”，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价值。有人认为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在毛时代的现代中国的红专之辩中仍有影响。自然，“红”虽然是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象征，但无疑是公共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红专之辩中也可以说隐含有儒家的影子。不过儒家的价值优先是道的优先、理的优先、义的优先，与“红”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仍有不同，这一点也应明辨。列文森甚至认为儒家比共产党更反对专业化，以区别儒家与共产主义实践，这虽然在某一意义上是对的，但就1949-1978而言，还应当说儒家比后者更反对政治化。事实上，儒家传统的知识人往往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充分地具有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从而道德价值优先的模式会降低专业化的倾向，贬低专家的地位；另一种也应承认，儒家内部的反智主义传统不强，始终在主流上强调道德不离于知识，而且在儒学传统中包容了大量的人文知识的专业化研究，这使它比起其他宗教传统较易于容纳专业化。
在中国古代，“学术之为召唤”和“政治之为召唤”对于士大夫群体毫不冲突，而是自然合一的，因为，就其为学者而言，他们可感于学术的召唤，就其为官员而言，他们服务于政治的召唤。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性格与现代化社会的职业化体制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不相同。韦伯早已指出，以理性化为其基础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也是现代化由以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工具理性的发展使我们“被迫成为职业人”，它造就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没有精神的专家”，并使得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冲突。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论说，正是在这种职业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意在强调摆脱学院化所体现的职业局限和宰制，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并非从根本上反对职业化作为社会分化和专业分化的合理进步意义。所以，那些抗拒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致力于人文学科探求、专业化地认同学院化研究工作的人，应当受到尊重。
学术之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发展，是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事实上，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在民初以后近代大学建立的过程中已逐渐确立。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在50-70年代经历过复杂的曲折。有关“红”与“专”的讨论以及“又红又专”“先红后专”的说法，是文革前后近三十年当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确定的主要模式，而这种模式当然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如果“红”代表政治化而“专”意味专业化，那么可以说，在1949-1978这三十年，专业化和职业化始终受到阻碍，又由于意识形态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性强，因之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严重受阻，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严重落后。如果“红”的政治化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共性，在中国，后文革时代的专业化正是作为对泛政治化的否定和离异而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教育、科研的专业化制度的发展作为重要条件之一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巨大发展，而这种专业化的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家传统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意义，一方面儒家思想传统为知识分子保持其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怀提供了价值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儒家思想传统对专业化的发展不能提供较多的支持。
五，
正如博格斯((Carl Boggs)指出的，随着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入大公司、政党、利益集团、教育体系、国家机构的现代体制网络，他们成为大规模的科学管理的成员，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工具化了。职业性愈来愈重要，而公共性愈来愈弱化，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与现代性所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宰制”相适应，专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现代生存必须适应的环境。30 知识分子不仅受技术理性的制约，由于大众媒介受私人公司和政府权力的控制的程度越来越深，而大众媒介又是知识分子表达公共意见的主要渠道，因此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表达受到控制财富和权力的集团的限制。这种财富和权力对公共性的腐蚀虽然无关于知识分子的意向心态，但也会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生态的恶化。
另一方面，像传统的费边主义者(Fabians)所期望的，科学技术、文化学术的知识分子仍能在现代社会扮演公共良心的角色，这一点不仅由以上所说的现代性技术理性宰制和财富权力腐蚀造成巨大限制，而且，更极端者如古德纳(Alvin Gouldner)等人则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是独立的阶级，而不可能作公共的良心，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的不同，是他们占有的是文化资本，他们在公共领域提出的只是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其实，这种看法难脱庸俗唯物论之讥，比起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尚逊一筹。
但是，在提倡知识分子公共角色的学者看来，造成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危险的主要方面来自专业化，来自专业化给知识分子自我确认带来的内伤。现代性以技术和大规模组织、专业主义标准等形式把社会领域格式化，而大学就是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现代性产生了理性化形式的教育制度，而大学和教育在现代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现代化影响的感觉，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更为强烈的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为古典学者、哲学家、牧师或文人学士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被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工作与知识产业、经济、国家和军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31
“结果是相互分离的、各不相干的学科和亚学科的大量繁殖，就它们的专业化的学术网络控制而言，它们是科层化的，这一网络拥有自己狭隘的主题、行话和社会集团。”32 强烈批评专业化的学者担心，科层化的专业性发展导致专家代替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投身人类社会的政治主题、文化主题、社会主题的知识分子，富有创见和批判性的讨论逐渐消逝，人文领域的学术性问题变得日益狭隘化。他们认为，由于相信通向知识之路存在于耐心和无偏见的数据积累之中，学术问题力争向更严格、更客观的方向发展；于是对意义和观点的追求，哲学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迷失在专业技能和经验性资料的困境之中”，反而模糊了战争、和平、革命、善恶这样的大问题。33 雅各比(Jacoby)认为，当知识分子成为大学教授时，他们不需要写公共文章，他们不写，最终也不会写。34 从而，知识分子的学术化不仅不能提出有创见的学问，更使这个专业化阶层与大学外的历史和社会相脱离。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表现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也是对现代性的深度反省，值得“现代化中社会”的知识分子加以警惕。
不过，“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道德的符号，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享有道德的权力。如萨义德也指出，在大众媒体面前会产生媚俗的公共知识分子，宋儒程伊川亦云：“虽公天下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35 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在其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指出，1970年以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如今已经很难。在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代，如今一个领域的天才进入公共领域去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时，很可能错误百出，大说外行话。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公共”多于“知识”。这位前联邦法官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知识分子在传播信息、提供意见方面表现很差，判断错误屡见不鲜，对改善公众的理解贡献不大，对重大问题的事实只有极为表面的理解。36
从另一方面看，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专业化不是太多了，反而可能是还很不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决不能把公共化与专业化相对立，而是应当在大力推进专业化的前提下倡导文科知识分子以其专业为背景的公共化。（甚至将来可能的发展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业余活动，而成为独立于专业学者的独立行当。）公共化并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必然义务，更没有必要提倡自然科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方面发展。如波斯纳不把罗尔斯（John Rawls）包括在公共知识分子之中，因为罗尔斯从不有意识地为大众写作，可是谁能无视罗尔斯对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无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面对中国加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需求，和国际化的学术竞争与学科发展，我们现在太需要在各个学科中出现罗尔斯式的学者，而我们的传统使我们一向不缺少公共性的写作者（文学专业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而现代市场化的发展使得甘心长年坐冷板凳的有体系成就的专业学者更难出现。成为对照的则是，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为具有商业性的以及非商业性的公共化（大众化）的写作和表达提供了致命的诱惑和广泛的市场，媚俗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因此用公共性写作来回避专业工作的艰苦工夫，与用专业化工作消解社会关怀或公共参与，对人文社会学者而言，同样是要加以警省的。37 当然，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传播业正在急速发展和扩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媒体知识分子的社会需求，而如何定位媒体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未加澄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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