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的走叉、分化、变异、转换等是常见的生命冲动。异性之间合法的“性取向”是被强制性规定的,这种严格规范的“性取向”禁止超越已经规定了的性生活范围,特别不允许超越性别。只有不规范的“性取向”才能实现超越自己的性别局限。张国荣在自己的艺术和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分化或转换为若干部分,分化或转换是逐渐完成的,并且导向了性别混沌状态而成为无器官体――人与人本身的事转换为感情与感情本身的事。从开始的异性恋到后来的同性恋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叉或游牧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就把原来单向(单数)的性变成了多向(复数)的性(至少有三条线缠绕着分化的主体):异性恋的维持或继续、分化出来的同性恋和这两种性取向的合成状态。这三条线都是欲望机器生产出来的,前一条线是一条正面线,后两条是负面线。这三条线一旦产生就始终相互交织,体现在演艺生活、日常生活、文学生活、绘画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等领域。这意味着“我这样也可,那样也可。”或者“我是男还是女?”性别失去了距离。这致使主体在不同区域之间忙乱和彷徨,并成为不定者(不定的主体或游子),处于未分化的神经质的黑夜,处于高度紧张的游牧状态。
游牧是为了充实身体,充实的身体决定了社会的充实性,因为社会由人体构成。人体充满各种欲望,是一架欲望机器。社会无非是布满种种欲望机器的工厂。社会充满性别,但性别距离因受到自然欲望的挑战而发生分化、变异和转换。人的欲望处于混沌的游牧状态,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追求整体欲望,欲望之流涌向了部分,因此,人始终是以部分姿态出场的,以部分表现了整体,这并不意味着部分的整体化,而是横断性整体的产生。与此同时,男女性别界线模糊了,被婚姻规则严格使用的性别类型受到冲击,原来明确以性别类型划分的自我不知在何时何地发生了神奇的转换:直线的性分裂为多条曲线的性。人在原来的欲望线上逃走了,进入了新的领土。人作为欲望机器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开辟了多条战线和多个战场,如同战争机器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发挥作用一样,其中既生成了逃走的可能性条件,又带来了死亡的可能性绝境。同性恋无非是性爱的分化线条(多样性)的体现,开辟了超越性别的欲望领土。不过,这块领土承受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的强度是异性恋领土所不具有的。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不难理解这种强度只不过是生命的原初状态的还原。生命的原初状态就是母胎景象,母胎景象是欲望机器的出发点,性别的界线并没有完全形成,具有多种可能性或多条欲望线,有待分化。分化是逐渐完成的,分化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很可能发生新的分化。
人们通常认为张国荣是同性恋者,不如说他是性转换者或横断性爱者。性转换即性游牧。男女之别是以雌雄因素的多少来决定的。男人是雄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雌性因素;女人是雌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雄性因素。男女各自的雌雄难辨表明了雌雄两种因素发生了交迭混合,完成了重新分配的任务。这种重新分配为性的多样化和复数化提供了基础。即使在异性恋者之间也会形成多个侧面: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雌性因素与女人的雌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女人的雌性因素与男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欲望之流是错综复杂的。其中任何一种欲望之流都可能被切断,致命欲望主体发生走叉现象。张国荣在其艺术、生活与社会等方面都显示了这种现象。自杀是内心早已存在的极限游牧或极限分化的总暴发。人们不是一直在追问张国荣死因真相吗?其实,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之间的痛苦转换是一切死亡愿望的真相,而死亡愿望的成功实现绝对可以结束这种痛苦转换。与死神相遇并响应死神的召唤是无法抗拒的差异性力量。死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只是在采取何种方法的问题上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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