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接受美国流行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侧重哲理意义上的探讨，出现现代派自由神学和福音派自由神学；麦金托什 （Douglas Clyde Macintosh，1877—1948）作为最著名的自由派经验主义神学家，主张神学与哲学并无本质区别，神学体系可在宗教的传统资料基础上确立，并应成为一种反映现代科学精神的神学；神学应成为一种价值研究的学科，应基于对价值与实存事物关系的关切，指明上帝促成人趋向正义的目的由神学来完成。麦氏的继承人魏曼更进一步主张用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改造神学，认为科学的进步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神圣旨意与对人世历史的拯救安排。社会福音派之父格拉登（Washington Glsdden，1836—1918），一生致力于将神学思潮扩大为一种社会向善运动，带动教会信徒把焦点转向社会伦理。对此，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 的工作为这段历史写了重重的一笔。饶申布什认为，上帝之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只有在人的不断努力下才能逐渐得以实现，只有人是历史的主人，上帝托付于人的事业很伟大、很艰巨，为了完成这些使命，上帝已把很多权柄交付人类自己，只要为了地上的荣耀，人有权力改造社会与自我，包括探索生命。人世不可能完善，人有责任不断增长这种完善 。这就预示了生命科学的合教义性。
欧洲危机意识的形成，造就了危机神学的诞生；这种呼唤是由克尔恺郭尔（Sören Kierkegaard，1813—1855）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思想理论学说与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等人的历史哲学体系的协奏曲完成的。因愤世嫉俗而反叛时风的孤独的克尔恺郭尔，用“人类的双翼”鼓动后人勇敢飞翔，他坚持“只有通过生活，基督教才能得到传扬” 。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牧师，就是插上了这付美丽的双翼，以一部丰碑式的《教会教义学》，拯救了危机中的新教神学。他就是卡尔•巴特 ，他用《罗马人书注释》完成了神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转折；他的危机神学和后来的辨证神学坚定地捍卫了《圣经》的本真性，而激烈地批驳了一切以虚假的骗术对教义的歪曲，劝说破除人为树立的偶像迷信，回到圣经的本源去，不要轻易听信人为的恐吓与宣讲，并使基督徒敢于用自己的灵性在上帝面前知信经文，亲自感受生活的现实需求、价值观和由个人判断“允许是否正当”；他揭露了教会中的伪善，使神学伦理学得以重生；他这种充满激情的教诲感染了许多科学家与医生，这种叛逆与反思精神，催生了美国生命伦理学先驱者的思想萌芽。正如阿尔伯特R•琼森指出：
“在对新医学评论运动的推进中，几位教义学神学家（其中，如天主教的卡尔•拉纳和新教的卡尔•巴特）具有广泛和重要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教神学形成的世俗神学、新正统神学和生存神学三大思潮，其中世俗神学以一种非宗教的解释和“上帝死亡论”而引起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一次广延的世俗神学运动。生命伦理学开创者们结合生物医学的发展最先运用这种思想方法考察生命与死亡问题，借对传统神学教条的否定之机，确立世俗生命伦理观念；重新确立进化论、酝酿拒绝治疗和选择死亡以及强化病人权利意识。因反纳粹暴力终被杀害生性刚烈的朋谔斐尔 （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呼吁，世界已进入全无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应重视《圣经》启示的“行动与存在”的本质，而不是宗教外衣，基督要重新赢得世界就必须进入当代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使神学变革成一种“非宗教地信仰上帝”的中介。上帝之死派神学使神学成为一种世俗哲学与伦理学，使一些激进的神学学者开始介入社会生活，参与科学哲学与科学伦理学的研究；而美国新正统派神学对人性、赎罪、正义与互爱的论证被拉姆塞、弗雷彻医学伦理学理论支柱之一，他们在论述医患关系、把病人作为人而不是工具的讨论中直接引用了许多尼布尔兄弟的语言。 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有一个渊源，是出于基督教思想家的边缘体验与感受，来自于社会和高新生命技术中对人的异化和生存方式的变革。科学化的“非在”与自我迷失迫使人必须探究人生存的本质。宗教的个我性和人的自由生存的概念是布尔特曼 存在主义神学的基础，在与海德格尔结识以后，布氏的神学即人学的体系基本形成；人的生存作为与上帝平等的神学椭圆体的两大焦点之一，给医学以最高的宣教地位。他果敢地批评《新约》的神迹观念，用非神话化来解读圣经经文，把现代医学与神学予以精妙的结联，他写道：
初期道教的现世性与基督教的超越性——从信仰方式及其内
欲望与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