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诞生之初，给人以深切记忆的是保罗•蒂里希 的生存神学理论对尚在摇篮中培育的这一新学科注入营养的过程。尽管至今还没有哪一位史家为这位本来是随军小牧师的人撰文，以记录他对生命伦理学学科诞生的特别贡献，但写家们还是被其后来令天地震惊又体恤人心的呼唤所折服。20世纪两次涂炭生灵的世界大战使人类这一实存者，在“非在”的经历中被腥风血雨所包围，人类在孤寂、虚无和死亡的威慑中感受生命的脆弱、轻浮与爱的虚伪。作为海德格尔的忠实朋友，蒂利希挑明了人的真实存在不过是一种有限生存，其特点就是感受到与其本质存在的一种疏离或异化。异化即人与“存在”（Sein）的分裂，“由此不仅疏远了其存在的基础，脱离了人生的根源和目的，而且还与其自我本真及其同胞相分离——此乃《圣经》关于“犯罪”、“堕落”的存在论意义。” 生命进入一种有限、相对的状态，这就形成人的无限的焦虑，而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透过死亡才能认识人存在的价值，使上帝与世界相联结是神学的任务。对人的精神的问题、病理性焦虑、生命力与健康的探秘，使蒂氏逐渐开始关涉医学和神学的关系。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经症因素，而疾病所同时具有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原因使神学与医学融合，“越来越多的医学代表人物特别是精神治疗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和哲学家与神学家合作的要求。” 在处理医学中人际关系中的复杂问题时，要用伦理学的生机论解释所包含的真理，那就是美德；过分道德主义和生物学观念都会曲解人的完满性，只有神学的宽恕可以给病人以自由、勇气和精神。蒂利希提示，在解释人的存在的问题上，神学与医学一起进入哲学，神学家与牧师急切地寻求与医生的合作，结果产生了多种制度化的形式。他强调：
“牧师的功能既包含他自己又包含医学的功能。两种功能并不是绝对地只为那些在职业上发挥该功能的人所专有。医生，…….无疑能把存在的勇气与自我承受存在性焦虑的力量结合起来。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变成牧师，并且他也决不应尝试去代替牧师，但他可以成为对终极自我肯定有所帮助的人，因而也发挥着牧师的一种职能。……牧师绝不应追求成为作为牧师的医生，尽管他可以对身心发挥治疗作用并帮助消除神经症性质的焦虑。”
临床伦理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医患关系问题，医患关系是人与人、人心与人心、人的精神与人的信仰以及上帝关爱和属灵人之间沟通的结构。蒂氏专门对这一生命伦理学主题进行论述，指明应通过感化去帮助病人，“反省自新”对医学是必要的，医学重新发现它的作用；疾病，无论肉体还是精神的，都是某种分裂，而“感化在医患关系中是积极有效的，无论它是由医生还是牧师进行的。”
19世纪曾占主导地位的新教神学体系进入后现代以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崩塌与解构，神学的荣落预设了人类精神的危机。历史把这个拯救的使命让渡给伟大的管风琴手、神学家、医务传道人和生态神学的创立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他强调；耶稣的价值在于他有一种强大的精神之流，流经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处的危机四伏的世界，但我们已经固化的观念却必须经过真理的检验，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其实是对基督救恩的回报，“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时评家皆认为施氏是一位生态主义者，其实他对于生命与人的深刻关注是一般人无法理解和认知的，他所划定的生命是一种肉身与灵性的完整的生命，是宇宙间惟一精神的载体和心志的标识，他将对神学教义、康德哲学伦理学的精髓、德国古典音乐的硕美心蕴以及对医学的了悟，全部落华于对人的彻底关照和终极眷顾之中；他所创建的生态神学、医学神学关系支撑了生命神学大厦。人类历史上难有后人，能如此透悟人性、人类、人生、人体和人心，并以具体行动和亲历的实践以及精湛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求证耶稣存在的时代意义，同时启示人们跟从无名圣者召叫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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