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东西要到未来才见分晓,他常常足以破坏人们的一切计划,但也会幸运地向好的方面发生令人惊喜的转变。希望恰恰就是针对未来事物中的这种新东西的。……希望正是在推测停止的地方开始的。……人的使命的无限性,人的彻底的开放性,不断地推动着他敢于面向未来,并希望从未来得到一个狂热的实现。”
如果认为生命神学就是神学与生物医学的相加,那就是一种极大的误会;由于误会使我们与真理擦肩而过的事对人类来说因司空见惯,故并未受到多少指责;但由此延误了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程倒真是值得冷思。对此,哲学家和神学家肩负的责任更大。出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很少有人像怀特海 能自如地把宗教神学和科学现实有机地联成一体,他和他的思想遗产对人类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生命神学的精神渊源之一。怀特海曾以探究科学与宗教的互补为方向,一生尽其所能,表现严格的科学论证精神与深厚的宗教神秘情感的精妙结合,他反对用科学人道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取代宗教,尝试用改革宗教以适应日益变换的科学新世界。怀特海认为,肉身是环境更本质的组成部分,人在破坏脱离肉身的同时必须维护灵魂的明晰性。“灵魂生活的机遇是由他在环境中的在场构成的。尽管这些灵魂机遇实质上就是无,但是对宇宙之极为丰富的领悟的统一却是通过肉体的特殊构造才成为可能的。” 如果把肉体的感情决定地作为灵魂的经验,那么人就不可抛弃宗教,现代医学把肉体从灵魂中分开,无法表达求真与求善的完整意志,生命伦理则正是由神学导入灵魂的观念,在审美的经验中实现科学、宗教、伦理的综合;“人若没有宗教则失去了乐观主义的基础,人生偶尔欢娱就恰如瞬间闪光、照出其巨大的痛苦和悲哀。” 科学不过是宗教的另一种形式,生命只有在过程中才释放出上帝赐予的有限的能量。怀特海用笛卡尔和休谟通过人之主体可窥见实在的最基本特性的观点,把人的道德、宗教情感和科学结合起来,他强调科学中形而上学的重要价值,并指出,一切科学都必须以一种合适的宇宙论为基础,所以任何科学都应以形而上学为潜在的前提。他提出的物质极和精神极以及变化中有永恒的学说都给人的生命以发展的定义,从而使生命神学有了依属,上帝本体、宇宙过程、爱为最高价值等思想成为临床神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