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 来看，台湾的军火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这其中，美国介入台湾 问题 支持台独是外部势力为台湾军火市场制造需求的外因；另一方面，台湾方面更是不断地根据美式的作战 理论 提出自己的军事需求。据《台北时报》10月15日报道，台湾军方已于10月14日决定在2001年的“国防预算”中拨专款30亿新台币用于电子/信息战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这是台湾军方高层领导自青睐美国“军事变革”理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投资计划，该项投资计划覆盖了与电子/信息战有关的各种软件与硬件技术和装备，共包括“天频”、“黄蜂”、“强汉”、“烨雷”、“频管”、“脉护”、“资安”、“庐山”及“翔升”等11项分计划。其中“资安（chihan）”和“脉护（maihu ）”计划是台湾军方投资倾斜的重点。“资安”计划即信息安全计划，目的是防范解放军透过 计算 机病毒攻击台军事计算机系统，并防范数据传输过程中遭到拦截。“脉护”计划即脉冲保护计划，用以反制解放军所发展的“电磁脉冲”效应（通常一个小型核爆所产生的电磁脉冲将可破坏、瘫痪计算机操作系统），藉以保护计算机持续运转并保护计算机数据库中的所有资料。
从台军军事战略的理论背景 分析 ，台军当前大力发展信息战技术深受美军“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思想的影响。军事变革思想反映在美军《2010年联合构想》中，要点包括：以战场信息收集整理、实时分析分配和使用信息对抗为目标的信息优势；以海、空持续稳定的大流量补给为目标的后勤优势；以海、陆、空、天、信息一体化机动作战为目标的机动优势；以多层次、多兵器种类为依托的全方位防御优势；在上述几种优势基础上构建精确打击优势等等。在吸收美军作战理论基础上，台军方提出了一种“高维作战模式”，该模式将 现代 战争形态按优先级排序为信息战、电子战、太空战、制空战和地面战，层级靠后的战争形态要受制于靠前的战争形态，而信息战和电子战则居于主导地位。这样一种模式构想无疑会使台军的作战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台军近年来一直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在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军火中，几乎每次都有大量的关于信息侦集、分析整合、通联处理和通信指挥类的电子装备。同时，台湾军方近年来加大了对本岛以中科院（台湾中山 科学 研究 院）为主导的高 科技 园区的投资，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发展与作战理论相一致的关键技术并加强技术储备。
从台军武器装备发展的功效目的层面分析，台湾军方的信息战投资计划亦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购自美国的信息战武器装备的效能而进一步完善与之匹配的信息战基础设施。台湾从美国购买的“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预警范围可达3000公里，届时，台湾军方靠戴上美国的这副洋眼镜将能够窥视包括大陆海岸线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为了反制解放军近年来在点穴战、电子战领域技战术的发展，台军武器装备发展的战略转变为一方面对美大肆采购先进装备，另一方面则依托本岛信息产业技术优势，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战技术与装备，塑造与美式先进装备相匹配的信息战技术基础，以期与大陆继续对抗。从台湾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衍生效应层面分析，台军这项电子/信息战技术装备研发计划的启动，必将再次扩大美国台湾之间军事合作的缺口，对美国将来的军售提供了需求；美台合作的拓展，台湾将更加主动接受美国军事思想的殖民与衍生；并且，美台军事合作的加深与扩大，又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制造了机会。
1.2台湾军贸市场的基本特点
根据以上对台湾军贸市场较为全面的 历史 与现状分析，可以从市场态势、产品结构、利益结构和市场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等方面归纳出台湾军贸市场的基本特点。
1.2.1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
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军贸市场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第一，随着冷战结束、东西方形势的缓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削减军事预算，发展中国家因债务增多或全球性 金融 危机的影响而缺乏购买先进武器的资金，导致全球武器需求量减少；第二，西欧国家或西欧军团武器出口能力大大增强，巴西、以色列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以较强的竞争力进入国际军贸市场，使得军火市场中的竞争不断加剧，全球军火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1]然而，在大国利益的冲突中存在的台湾军贸市场并没有成为买方市场，仍然是一种卖方垄断或寡占的市场，市场寡头便是美国。这期间虽然台湾也购买过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的武器装备，但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没有形成持续向台湾军售的局面。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使美国与台湾保持着一种非正常的关系，基于中美三个公报的法理基础，造成了美国对台湾军售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2]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自恃为超级大国搞强权 政治 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作为确保美国东亚利益、遏制中国崛起的支点，美国对台湾军售实际执行的是其国内通过的“ 法律 ”——《与台湾关系法》；第三，中国作为日益发展壮大的东方大国以自身的实力与国际作为不断赢得国际 社会 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核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国家不会轻易冒险在对台湾军售问题上贪图一时之利。另一方面，华约解散，美国成为北约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西方其他国家染指台湾将会被看作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当然，不排除偶尔有西方国家在美国的默许下对台湾军售。因此台湾军贸市场依然是一个由美国卖方垄断的军火市场。
1.2.2军贸市场产品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中交易的产品可以说集中了国际军火贸易中所有的产品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台湾军贸市场是国际军贸市场的浓缩，市场中的产品既包括有形产品（如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又包括无形产品，如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另外还包括了军事训练服务、军事合作关系和武器装备使用权的出租与转让。台湾军贸市场中的产品结构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这是美国军火贸易的大宗，如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的150架f-16战斗机及其零部件。
技术与服务贸易（补偿贸易形式中的许可证生产和合作生产）。台湾很多号称是自己制造的武器系统，实际上都是按照国外的设计或大量地利用外国的技术、零部件和系统综合技术，这些技术大多数由美国进口。例如，台军的新型“成功”级导弹护卫舰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佩里”级舰艇的许可证生产的。而“成功”号上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它的雷达、声纳、武器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都是买美国的成品。[1]另外，台湾在其导弹系列的研发过程中，美国都提供了关键的技术。
军事思想与军事训练。利用军火交易达成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近来开始对台湾输出军事思想，如关于军事变革的理念，美国宣扬“海、陆、空、天和信息5维空间联合作战一体化”概念，美台近年的军售中，除了先进的海陆空武器，还有大量用于信息侦测收集、通信联络处理和通信指挥等的电子装备。美国除了为台湾培训飞行员和军事技术员，2000年6月，美国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和空军军官学校还首次接收了3名台湾军人。
联盟关系。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表面上看去是武器装备，其实双方是在通过军火贸易达成一种军事合作与联盟关系。
1.2.3台湾军贸市场利益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独特的市场利益结构。在台湾军贸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主体主要是台湾和美国[2]，但每一项军火交易的达成不仅涉及交易双方的利益，而且涉及中国大陆的利益，最终造成交易双方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对策博弈。
台湾军贸市场的利益结构具体而言即是，当台湾和美国之间达成军火交易时，从效用评价上美国和台湾将有正的得益，而美台军火交易的达成将损害中国大陆的国家利益，因而中国大陆的得益为负值。当美国和台湾之间不进行军火交易，交易双方无得益也无损失，这时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当中国挫败别国与台湾的军火交易时，交易双方的得益将为负值，中国大陆的得益为正值。
这种得益不仅指直接的 经济 利益，还包含政治利益和军事安全利益，以及国家的威信与尊严方面的考虑。总之，台湾市场上军火贸易的得益是一种对国家利益综合效用的评价。
1.2.4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就国际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过于依赖强权生存，乃是十分危险的事，一旦强权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以依赖国（或地区）的利益之上，受到损害的绝对是依附强权生存的国家（或地区）。台湾军贸市场是一个寡占的军火市场，而台湾寻求的也正是对美国强权的依靠。根据经济学投资理论中“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理，因此台湾和美国利用军火贸易开展合作，对台湾而言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模糊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台海之间的平衡，失去哪一方都会损害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这种政策使得美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轻易冒险与中国开战。因此，当 时代 的发展要求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在某个国际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时，台湾独立的空间将更加缩水，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脆弱性。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贸易、人权、打击恐怖主义、军控与裁军等方面，中美关系中个别因素的变化将造成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变化，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
二、美台军火贸易的市场动因与内部机制
由于军火贸易包含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因而军火市场所要交换的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从而军火贸易市场的机制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机制，本文归结为利益机制（或综合利益杠杆），这种利益是关于本国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尊严等因素的效用评价的加权和。另一方面，军火市场中双方进行交易时，由于这种交易可能造成第三方的安全威胁，则第三方就会以“破坏者”的身份介入交易双方的利益边界，从而为交易双方带来风险。这种风险与利益的组成要素相对应，主要表现为政治外交风险、经济风险和军事冲突风险。因此，从市场运行机制方面说，军火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是具有综合效用的利益（激励）与风险（约束）机制，而一般的国际民品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则是主要经济意义上的利益与风险机制。由于涉及因素多，加权评价的困难，军火贸易市场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
2.1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动因分析
台湾军贸市场之所以存在，在于有交易的需求和可能。交易的需求是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需求来自美国的外部需求和台湾的内部需求。归纳来说，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外部动因有两个，一是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利益需求，二是中国统一国家的民族需求；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内部动因也可分解为两个，一是台湾为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加强自身防卫（或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筹码）的军事需求；二是台独势力为分裂祖国所产生的军事需求和外交需求（美国支持以及与一些小国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内外部动因中，美国和台湾的需求是相容的或一致的；而中国大陆与美国和台湾则是相对立的。由于军火这种特殊商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使其天然成为满足美国和台湾利益需求的客观中介。
2.2.1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企图
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时有变化，但其始终把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和全球战略利益中的一个重要筹码。这种认知首先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和对中国发展壮大的“潜在不安”。第一，美国欲维护其在亚大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霸权利益。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自身力量的深刻变化，使其无法象战后初期那样为所欲为，但它谋取全球霸权利益的决心不但不肯丝毫放弃，而且还想维继和扩大。在对华政策上，美国认为只有使台湾与大陆长期分裂分治，才会在最大限度上阻遏中国的崛起，从而维护住它在这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为此，“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来满足美台关系的需要”：“美尽力保障台湾的安全”：“台湾安全仍是美对台政策中最重要的考虑之一”：“美国在亚洲有重大利益，美国不会放弃同台湾的友谊，并将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1]第二，美国始终认为冷战后中国的发展构成其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最大威胁”。在美国亲台反华认为“中国从现在起的20年内能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中国“加强军事能力的许多方面从潜在意义上说的确威胁到美的国家利益和中国邻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1996年2月9日在美国国会所作的证词中直言不讳：“展望今后几十年，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正在奉行一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以便设法遏制这种潜在威胁。”[2]
其次，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台湾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台湾北临东海，东北接琉球群岛，东滨太平洋，南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邻，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相望，最近处仅130公里。在西太平洋航道上，北起千岛群岛经日本群岛、琉球、台湾、菲律宾群岛至南部的印尼群岛西部形成一条弧线，台湾正处于这条弧形岛链的中枢，使台湾岛恰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以想见。美国欲在东亚地区获得海上控制权，上述弧线是决不能被割裂的。在这点上，美日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亦视此线为其海上生命线，日本每年大量原材料、燃料等的进口和商品的出口大多要经过此道。美国在扶植日本的同时，趁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机，乘虚而入。时任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台湾在战时“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舰”。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如果我们把福摩萨（台湾）丧失给共产党人，我们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将严重地——可能是致命地——受到损害”。因此，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一种“固有看法”：对美国来说，台湾可以用作集结部队的基地，空军的行动基地，控制附近舰船航行的基地；如果被“敌方”控制了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线以及从冲绳到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国际形势缓和、中美关系走上正常化之途的时候，美国政府仍然抓住台湾不放直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继续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发展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关系，增加对台的军售，阻挠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二、保持与台湾的“特殊关系”是增强盟国对美国的信任需要。美国知道在东亚地区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单枪匹马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美国曾在1954年就竭力拼凑“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还与东亚一些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军事协定，企图把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连成一片，藉以所谓防止“共产党的侵略”。为了遏制新中国，甚至不惜采取“封锁政策”。冷战时期，东亚一些国家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不得不在政治、军事上与美国结盟，成为美国的“盟友”。因此美国认为“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就可能加速中国的统一进程，从而构成对其盟友的“威胁”，这就会使其盟友产生迟早也会被美国抛弃的想法，不利于美国利用盟国来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再声称不会抛弃老朋友。
三、台湾在美国政治战略中的“窗口”价值。在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着手推动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党务革新”等在内的“政治革新”。李登辉主政后，着手“宪政改革”。1988年“开放报禁”，1989年“开放党禁”，1991年5月1日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使台湾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0年开始，在李登辉主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宪政改革”措施，逐步实现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非蒋化、本土化、多元化、年轻化”，以改变蒋氏家族统治时代所形成的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在此过程中，李登辉培植李氏势力，并逐步实现权力向李登辉手中集结，不断巩固其统治地位。1992年底进行了第二届“立法委员”的选举，1993进行“行政院院长”换马、地方县市长选举，1994年又进行了地方县市议员、议长及乡镇市长和省、市长选举，造成一种所谓“民主政治”的氛围。在1995年进行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之后，李登辉认为给自己的“总统”一职完成“法律”手续、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条件已经具备，故而不顾国民党内以非主流派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反对，违反“诚信”再次表示要参选“总统”，并于1996年3月当上了所谓的“民选总统”。美国朝野对台湾的所谓“民主进程”赞不绝口，其亲台反共势力更是大力鼓吹和支持李登辉以“主权在民”为名在中国的一个地区搞“民选总统”，并扶持民进党大肆进行“台独”活动。美国素以“民主自由国家”标榜自己，因此，台湾当局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分裂祖国之实正中美国下怀。美国既可利用来阻遏中国的统一，又可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的“民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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