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台湾无论蓝绿其恶劣、可悲或可笑的表现，就不妨回顾龙应台女士在反省台湾那位“元首”恶劣表现时说出的这样的话：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1200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130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 在民主政治里, 究竟还算不算数? 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遗憾的是，龙应台女士所指出的台湾社会的缺陷，在此岸不但全部存在，而且更加严重。
在今天，如果此岸的我们不顾国民和社会这种基本的道德水准和素质，不顾政治人物极大可能的品格和道德的缺失，不顾整体社会环境的恶劣，贸然地、急速地进行民主政治，恐怕会带来比陈水扁和民进党与国民党、亲民党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冒进，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的损失，甚至会让我们遭遇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让我再来回忆当年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大学校园涌起的那一股民主化浪潮。作为亲历人，我不得不说，那次民主化运动中，虽然也打出了崇高的理念旗帜，出现了少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也相当多地出现了类似陈水扁的投机分子，出现了许多阴谋诡计，出现了个人利益的太多算计。二十多年后，再看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雨打风吹去。我们可以叹惋中国的一次民主运动的夭折，但我也在想，从某一角度我们也许应该庆幸。那些思想偏激幼稚、政治经验缺乏、有种种人格缺陷的“青年政治家”如果假政治改革机遇上台得逞，必然的结果是造成中国的大乱，人民的沉重的损失。
中国经不起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政治动荡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是陈水扁式的人物，不但人民会遭受种种损失，国家命运难测。台湾因其地小人寡，情况较为简单，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动荡尚可控制，成本也较低。大陆这边情况不同，地广人多，国情复杂，社会同质化程度较小，一旦动荡，极难控制，国家和人民为动荡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太大。
闲言先生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一文中说：
前行的路不好走，留在原地也危险重重。在“和平崛起”的繁华背后，危机隐患不少。……今日中国的处境其实是左右皆难。改变政治制度有风险，不变也有风险，差不多是没有可行的选择。这种“两难”说明中国一方面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已陷入某种困境。
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的“两难”处境：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能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操作不当，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动乱。我个人以为，在实际的国情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开放言论，二是在基层实行真正的民主。由此再逐步开放党禁，将民主选举上升到县以上层次。由于这个思路涉及的两个具体内容许多专家已有专文阐述，此不赘述。
“法理台独”的危险依然存在
两岸列次土地改革之比较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