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 理论 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 政治 经济 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 发展 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 历史 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 内容 ;18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 社会 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19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20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 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21用经济 分析 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 法律 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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