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 问题 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6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者贼”已成为一种 社会 潜意识,王、徐等辈被看作没有“修炼”成精的海贼,而他们同郑氏集团实际区别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17清军没掌握制海权前,郑氏集团屡以借口,拒绝招抚,最初清廷将泉州府划给郑成功驻军,后者嫌小。清廷增以漳、泉、潮、惠四府,郑成功又提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见杨英《先王实录》)。以后清廷允许郑经“不剃发”和“照朝鲜例”,但郑经又在海澄问题上纠缠,导致谈判破裂。施琅在澎湖击溃郑氏水师,夺取台湾海峡制海权后,郑克和主战派人物刘国轩立即决定投降。这一现像也说明:郑氏集团的覆没非常类似西方海洋国家与海军共命运的特点。
18汉、唐、元、都曾建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似乎亦有海权意识。但同根植于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区别在于:我们仅在军事层面上来理解海权的重要(也只能在这一层面来理解),西方人不仅从军事、更在于从生存权利的层面来理解海权的重要性,完整的海权意识当包括后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 中国 古代有海军而没有海权意识(但郑氏水师除外)。
18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 发展 ,如同生物演化一样、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见(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页。)
19郑成功处理战败的荷兰人时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商业理性“。农业和游牧社会出现的屠城和大规模杀戮,从根本上讲源于强烈的生存空间意识,它使人们的冲突带上“有你无我”的性质。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协作,当双方构成互相依赖的贸易关系后,虽有冲突,但彻底毁灭对方并非明智之举,而意味着自己断了的一条生路。这或许是“商业理性”的特点。郑成功的宽大与其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宽大为怀、仁慈有加”的传统道德行为,不如说是按“商业理性”行事,荷兰人毕竟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2015世纪的列日是生产当时最先进火炮的城市,几次军事占领都使生产中止,军队一旦撤出就重新恢复生产,这意味着:当工匠和资本家无需按西班牙和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欧洲的统治者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产品。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君王也必须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当时类似列日的地方欧洲还有几十处(见《竞逐富强》第113页)。这一现像表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原则首先的军备生产领域获得突破。
21《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5页。附带一点,这本近60万字的著作虽然对明清时期内陆农、工、商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梳理,但对闽、浙沿海的海商现象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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