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中的迷惘与困惑
1996年，在莘塍镇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子，村干部一年吃掉了8万多元，还用村里的公章为别人担保，结果给村里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这块阴影，如今还留在该村村民的心中挥之不去。当时，几百个愤怒的村民将村干部围了3天，后来在时任镇长李国民的引导下，村民们决定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村委会主任赔偿村里的损失。
然而，法院却拒绝受理此案，理由是：其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受理此类诉讼，因此无法立案。其二，如果受理了此案，在判决时如何界定村干部的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结果此事终未进入司法程序，令李国民和村民们感到极其遗憾。
如今，“村官协议”的签订为法院受理此类纠纷砍掉了一道“门槛”。但是，据了解，在不久前召开的温州市有关职能部门和法律界人士对《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制度》的论证会上，温州市中院的一位资深法官认为，根据最高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如果“村官”有过错，村民除向上级政府部门和主管部门反映外，村民应善于运用其选举权影响村委会，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村民，因为村委会是村民选举的。因此，今后“村官协议”所引起的纠纷，仍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原因是诉讼主体的地位不平等。
对于这一说法，李国民认为，村委会主任首先是自然人，其次才是被授权的村委会的法人代表。他受村民的委托管理集体财产，当他在村民代表大会规定的职务范围内行事时，他的行为才是职务行为和集体行为，而当他违反办事程序或超越职权的时候，他就是自然人的身份，由此给集体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其个人赔偿。李国民的这一观点获得了一些法律专家及瑞安地方法院人士的认同。
但是，目前许多法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尚不统一，温州市中院民庭仍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学教授王保明认为，用协议的方法把村干部的权限加以限制，是将平等的契约精神引人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一种尝试。虽然还不能把这样的做法等同于“行政契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做法顺应了社会管理方式改革的潮流。
瑞安市上望办事处书记薛尧弟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担忧地对记者说：“目前需要突破的司法障碍还有诉讼代表人如何确定的问题。”
瑞安市各村的《自治章程》明确规定，在发生对村委会主任的诉讼时，由村务监督小组长或者副组长作为村委会的诉讼代表人。按该章程规定，村务监督小组由村民代表会议产生，并对村委会行使监督权。李国民认为，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一旦发生村委会主任不遵守协议的情况，诉讼程序即可以随时启动，从而避免因为诉讼代表人选问题产生不必要的纠葛。
可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所签订的协议，基本上都是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民与村主任签订协议。这样的做法带来的问题是，会使诉讼主体更加缺位。因为村支部书记本人也是村集体资产的决策和管理成员，他代村民签订这份协议，有“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味道。村委会主任在决策和管理失误时，村支部书记往往也难脱干系，起不到真正监督的作用。由此，也可能导致将来发生诉讼时，因为诉讼主体不符合，使诉讼无法实现。
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难题，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靖高说：“如何行使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一直以来是法律监督工作者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实行的村干部过错赔偿协议实质上是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规则以及村财务管理制度的一个有关责任和执行程序的附件。对于在实施《村民自治章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工作简单化、在签订协议时“偷工减料”等问题，都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去不断地进行摸索、总结和完善。至于这项民主制度什么时候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优越性，还需要一个过程，其实际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居民自治中的三维体制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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