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较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同时,毛泽东的公正观中存在着重整体而轻个人、或过于理想化、或过于注重实用等局限。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中国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公正观;评价
基于特有的理念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毛泽东曾经对公正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观。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梳理毛泽东有关公正问题的思想,总结其中的得失,对于确立中国现代
的公正观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一、 贡献:六个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比较具体的论述了现代意义上公正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主张人民应当具有基本的权利。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由此必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
人民的基本权利包含广泛的内容,对此,毛泽东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首先,生存权是最为基础的。“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其次是劳动权。“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3]再次是其他一系列的权利。如,人民群众应当拥有“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应当拥有“休息权,……教育权、老病保养权”等等。4另外,毛泽东还特别看重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他指出,劳动者应当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2、主张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独立、自主、平等的权利。从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因此,毛泽东对于国家主权与独立问题是极为重视和敏感的,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压迫。……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建国后,随着国际交往活动的增多,毛泽东特别强调平等、互惠互利。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
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3、力主性别平等,妇女解放。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毛泽东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应当同现实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4、主张代际之间的公正。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资历的限制,而资历往往又同年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龄老龄便是某种“等级”特权,因此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发展往往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11]这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毛泽东十分重视代际之间的公正问题,对代际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鲜血液,是世界的未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因此,对于年轻人应当予以重视,鼓励其迅速成长。
5、注重大众教育。毛泽东对高等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轻视,这是其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对于大众教育十分看重,他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3]出于民众化的的立场,毛泽东对于带特权色彩的教育很敏感、很警惕。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的大众教育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广泛性。1960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15]显然,这种状况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予以解决。另一个特征则是实用性。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能够同实际劳动结合起来,使教育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价值,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他指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农村应当制定“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6、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特有的时代条件,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有损于公正原则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7]其一,毛泽东担心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例如,在农
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解决问题的药方显然是开错了。例如,他认为防止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在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其二,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从红军时代直至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建国以后,对于各种“共产风”的批评也是络绎不绝,其中,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于公正问题的见解不仅比较全面,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同传统的公正观截然不同。
二、 局限:三个方面的表现
在理论渊源上,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五四精神、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五四精神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具有现代意蕴,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因素则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包含了一种向类似于“等贵贱、均贫富”公正观回归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
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现代化进程使得由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基本理念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得以进一步丰富,使之内化为社会机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例如,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化,民主化的进程促使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自由
的理念正是在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渗入全社会的。民主化强调公民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决策,强调个体人“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争取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其二,市场经济使得竞争、理性选择、机会平等以及公正对待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准则。这些,毫无疑问地有助于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的具体公正规则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显然,毛泽东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里形成的,而且,毛泽东又努力要让自己的观念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特定的具体状况也不可避免地
成为影响毛泽东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从而对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1、重整体而轻个人。毛泽东也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他所理解的“兼顾”并非平均顾及。事实上,毛泽东是将重心放到了整体的一方,即重整体而轻个人:其一,在整体和个人关系的顺序上,始终强调整体第一。“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
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强调个人对整体的服从。“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其三,限制个人的需求。毛泽东注意到,如果个人的需求“过强”,势必会与整体利益产生抵触,所以,毛泽东把个人的需求严格限制在基本的、能够维持正常生存的层次。他认为,不能像苏联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因而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个体缺乏独立的地位,只是作为整体的依附物而存在。在这里,毛泽东的阶级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过于重视阶级利益,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就会看轻。毛泽东思考问题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显然,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
2、理想成份与现实成份的混合。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当中,既有理想的甚至是激进的理想成份,也有非常现实的成份,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只能说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混合体。而且,从这一极到另外一极的跳跃性很强,跨越度很大,有时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必要过渡。这是毛泽东公正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施拉姆的见解不无道理
:“当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然而,一旦形势好转,如象1962年秋,毛就立即一反小心谨慎的理智态度,转而再一次使他的乌托邦幻想任意驰骋,并为实现这一空想制定了非常激进的政策。”
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理想成份就其基本的时代属性而言,显然是属于平均主义的范畴,尽管有时在其表现形式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原则有些相似。有时,毛泽东在民众平等权利方面很激进,走得似乎很远,最为典型的事例恐怕便是毛泽东对于“四大”的钟爱。他认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再如,毛泽东有时很喜欢“大民主”的作法。他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当毛泽东对于社会重大的现实任务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并试图实现某种空想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大民主”的社会行为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意义。如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对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也有很现实的方面,尤其是当面临许多压力或困难时更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颇能说明其现实的一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
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关系,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毛泽东对于农村政策的看法也说明了其现实的一面。50年代,有人提出农民的收入比工人低、农村政策“左”了,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指出:“工人收入一般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
3、公正的现代色彩日渐消退。应当承认,在毛泽东那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根基并不深厚,其发育还不能够说是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本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现实社会具有特有的导向作用,但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往往是为现实任务服务的,过于服从现实需要。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彭德怀有关民主教育谈话的批评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认为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等都应为抗战服务,彭德怀谈话的错误在于:“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既然毛泽东认为公正原则应当为现实工作中心任务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认为中心工作应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公正的内容就应当从属于这项任务。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现代色彩也就难免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义色彩在逐渐地加重。对于一些正确的公正原则,毛泽东开始产生疑虑,认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三、 评价:复杂的双重影响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影响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进程;关于国家平等的思想激励着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有关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获得成功,这不仅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大众教育思想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并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比较踏实的基础;有关代际平等的思想对于解除中国几千年来青年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压抑,对于鼓励年轻的人才脱颖而出,对于提升社会的活力,均有积极的影响;有关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发达而健康的社会、对于确立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展宗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不仅为当时中国社会避免陷入彻底的平均主义划定了最后的底线,也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清除平均主义的痼疾提供了依据和有价值的借鉴等。对于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意义,就连一些外国学者也看到了。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Ｒ·特里尔认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主要表现在“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
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得了”。
当然,也不能无视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不足。这些不足的形成是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同时这些不足也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有了某种理论依据,两者相互促生,不断升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理论本身而论,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其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教训是,现代公正理论应当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免否认个体人的存在,否认个体人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而一旦否认了个体人的意义,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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