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
一、马克思的两种不同历史进步观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历史进步观的俘虏。这一指责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进步观是辩证的，它既考虑到资本主义 现代 性的消极方面，也完全有别于那种认为现代文明会导致社会生活逐渐且必然改善的观点。然而，马克思的这一辩证法是不完备的，而且也没有免于目的论因素。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进步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进步观的张力。
第一种进步观是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的和封闭的。它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进步观认为，历史具有终极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历史事件”都是历史进步螺旋式上升中的某一时刻；而“理性的狡计”则能解释通向自由王国的不断运动中的每一事件（哪怕是最可怕的事件）。
这种封闭的辩证法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似乎把源于欧洲都市的生产力 发展 与历史进步等同起来，因为生产力发展必然导向社会主义。人们只要想一想他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就明白了。与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不同，马克思毫不掩盖西方统治下的恐怖景象：“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1页）西方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带来进步，而且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恶化了人民的生活状况。但在文章末尾的 分析 里，马克思指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在将资本主义生产力引入印度并在停滞的亚洲激发真正的革命上“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766页）。
在1853年另一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在印度，“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尽管“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资产阶级和 工业 却“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同上，第772页），这个新世界就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著名结论充分表现了第一种进步观的宏大和局限：“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 时代 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同上，第773页）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他从未忽视资本主义的邪恶面，但他同样坚信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也就是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准备了道路。
这种目的论的、欧洲中心论的论证，无疑为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了基础。这种决定论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增长）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也使得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外观的 理论 将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辩解成“进步的”成为可能。最后，它还能为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论(Stalinist Productivism)利用。该理论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工人对 经济 的民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
尽管这种“进步主义的”、决定论的和经济主义的 方法 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基础，但是人们也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另一种“进步辩证法”，这种进步辩证法是批判的、非目的论的，而且本质上是开放的。它认为历史同时既是进步又是灾难，既不会偏袒这一方也不会偏袒那一方，因为历史进程的结果不是先定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论很好地表现了这种方法：“马克思强烈要求我们去做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同时积极地和消极地思考资本主义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在同一个思想中既理解资本主义明显的有害特性，又理解资本主义不同寻常的具有解放作用的活力，而同时两个判断的力度都不减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思想作这样的理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既是最好的事物，又是最坏的事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某些段落就表现了这样的进步辩证法。比如，马克思评论说“每一个经济进步同时是一个社会灾难”；又如，当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既侵害了人类，又破坏了 自然 界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 农村 工人的精神生活。……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52-553页）
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变体的框架里，与线性进步观相反，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被看作既是进步又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时人类某些品质被建立在私有制和国家基础之上的文明摧毁了，而现代共产主义将恢复它们，这是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个主题。
马克思晚年有关俄国的著作是这种非线性“进步辩证法”的又一重要 文献 ，而且已远远走出了欧洲中心论传统。马克思1877年在他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著名答复中，批评了那种“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 哲学 理论”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1-342页）。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一封信的草稿中，马克思谈到了俄国可能免于资本主义痛苦的 问题 ，认为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能够由于俄国的革命而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同上，第767、770页）。这与1853年有关印度的著作中进化论和决定论的论证相比，已经走得很远了。
在这个草稿中，马克思回到英国殖民问题：“至于东印度，除亨利·梅恩爵士之类的人以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对土地公有制的压制是一种英国式的野蛮行径，这种行径没有使土著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倒退。”（作者在这里注释说，这段话是从1881年3月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回信草稿的一个法文版本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是作为1976年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附录出现的，在马克思著作的 英文 版本中没有这段话。——编写者注）这一判断与他1853年的判断并不十分一致，那里重点强调殖民体系给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进步方面。
这里的关键是历史进步的开放性问题。在开放性的历史进步里，历史进程的结果并非由不可逆转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向度预先决定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我们无法定义资本主义进步的最终性质：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还是“最好的”；是大灾难的前奏还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前奏。换句话说，应当将历史发展看作这样的进程：历史进程“充满了曲折和歧路，充满了分叉和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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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