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道德预设，道德发出指令和召唤，提醒人们应当如何为人处事，道德的约束是柔性的，其力量却不可小觑。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必须先弄清小康社会的特性。《礼记》中说的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大同社会则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状况。这表明，小康社会中有明确的“私”的观念和“私”的现象的合理存在，而大同社会则是一个“公”的社会。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不分你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相亲相爱，共同生产，何其美好，何其祥和！然而，美好的憧憬并不能代替严峻的现实，在“私”的存在尚具合理性的时代，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一问题，而不是超越历史阶段去废除它。小康社会中“私”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所要求的道德体系，就不可能在完全公而无私、公而忘私的基础上构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礼记》中所描述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传统私有制社会，而我们今日所说的“小康社会”，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私有制社会，有私有制存在，并不等于是私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私”的合理存在，承认个人的合理私利的存在，但决不是全盘私有化。当代中国小康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小康社会要在尊重私利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社会主义功利道德。
所以，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笔者提出“功利社会”的概念，用以概括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这一概念的好处在于它首先承认了“私”的合理性，承认了“利”的合理性，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所谓“功利”，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一己之利，还包括集体的、社会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19]的标准，亦可作为功利社会的另一个注脚。功利道德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发展阶段、尊重现实人性的务实精神，它是可行的民众的道德，而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圣贤的道德。
西方思想史中的功利主义是近代以来的一种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边沁、密尔等思想家，其信奉的基本信条是，个人功利之和导致社会功利，衡量一件事情之好坏，要看它能够给所涉及的最大多数的人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人们往往用“效果主义、功利原则、最大化原则”来概括边沁式的功利主义理论[20]。功利主义大师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即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21]边沁接着指出：“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22]边沁还特别强调，功利主义所考虑的功利并仅仅指个人的功利，如果利益相关者是共同体，那么就应当考虑共同体的功利，但是，功利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还是十分明显的，边沁指出：“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23]晚近以来，西方功利主义日益式微，美国学者罗尔斯便提出了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试图以复活康德的方法代替功利主义，从而拯救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就本文所涉主题而言，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的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种介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一种道德追求和理性考量，由于它同时联结自我与他人，因此，公共理性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的思维方式[24]。
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中长期存在着“义利之辨”，显然，儒家强调的是“义”。《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5]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26]好义还是好利，成为儒家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孟子》开篇即提到孟子跟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孟子说得很清楚，如果上下争着夺利，社会的秩序就无以形成[27]。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典型的儒者对“义”和“利”的认识的生动概括。儒家主张“义”高于“利”，在对待人们之间的交往上，就难免以一种高调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普通民众，所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犯而不校，宽容忍让，这种道德的本质是不等利交换[28]，好人总是吃亏的，因此，它固然十分高尚和美好，却无法成为多数人的行为。而中国古代的法家，则主张“利”是最重要的，为了“利”，可以放弃“义”，背信弃义是法家主张的控制他人的工具之一。曹操的名言可以作为其基本道德信条：“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吃亏的，同样是一种非等利交换的道德。
适应市场社会的道德，必定是一种等利交换的道德。市场社会之核心要义，就是等利交换。这种等利交换在道德上体现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亦即小康社会的道德，在亚当·斯密那里有精辟的论述。斯密作为现代市场制度的设计师，同时对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前提予以了充分的关注，他写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牙还牙似乎是造物主指令我们实行的主要规则。我们认为仁慈和慷慨的行为应该施与仁慈和慷慨的人。我们认为，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而只能象生活在广漠的沙漠中那样生活在一个无人关心或问候的社会之中。”[29]
需要注意的是，功利社会并不等于自私自利的社会，因为功利的考虑和衡量关注的不仅仅是一己私利，而是要将他人的损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所谓要考虑相关人员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正是此意。这也就意味着，功利社会的人们是理性的人，他在行事之前，总要考虑其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多大的收益，又需要承担哪些成本，这样，人的行为便有了可预期性。理性的人不一定是自私自利的人，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可以理解却无法作出预期的，利己是无可非议的，但却未必是理性的，因为自私自利行为可能恰恰损害社会的功利，最终也危及自身的功利。这也就是康德哲学对“合理的”（rational）与“理性的”（reasonable）的严格区分[30]。在这个意义上讲，功利社会也就是“公利”社会。
缺乏功利考量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完美的道德社会，恰恰相反，极有可能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一个道德虚无的可怕的社会，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便是如此，那时的人们忙着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幻想，代替实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实践，不计后果，不计成本，鲜有功利的考量，其后果则是十年浩劫，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空洞的利他主义，高调的理想道德，否认人的历史性，否认人的现实性，缺乏人文关怀，必然导向道德的堕落和虚无。在一个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时代，恰恰是功利道德，能导向合理的社会秩序。大同社会的无私利他，不能提前在小康社会实行，否则就要犯无视历史阶段的错误。
然而，是否小康社会就不需要无私利他的美德呢？不是。任何社会都希望无私利他，这反映了人们对高尚的道德的追求。但是，作为规约人们的道德约束，在小康社会却不能无限拔高，只能着眼于社会主义的功利道德。比如，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其实是任何时代都提倡的，但它只是特定的危机时刻对人的高要求，不是在日常情况下对普通人的行为作出的道德召唤。我们必须把例外情况下的道德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进行区分。因为，假如只有完全的无私利他才是道德的，那么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便是不道德的了。可见，无私利他不能作为小康社会的道德前提。小康社会是功利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是正义或曰公平，而大同社会则是利他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乃是奉献与仁慈。奉献和仁慈固然美好，但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它不过是社会这个建筑物的装饰品，而“正义是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物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31]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32]这个见解十分英明深刻。它说明我们追寻的道德，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种道德，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谋求公平正义的等利交换的功利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能与市场制度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交换意识相一致。十六大报告也提醒国人，我们在进行这种道德建设时，不仅要借鉴西方的功利主义道德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同时要注意吸收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资源，用一种作为公平的“义”来统摄人们对“利”的合法追求，从而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道德、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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