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行政的 研究 与 发展 中，有些 问题 被学者称做是“永恒的难题”，如民主和效率的矛盾、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等。在 现代 社会 ，由于公共政策的巨大作用和 影响 ，公共政策制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期待 政治 体系选择的公共政策是人类理智而不是政治权力的产物，人们也期望在公共问题存在或发生的场合，政治体系能够迅速反应，及时提供有效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制定中便出现了一个与上述难题相类似的难题，即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 科学 分析 的矛盾。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强调政治权力意味着排斥科学分析，但排斥科学分析势必增加公共政策失误的风险，使人类社会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强调科学分析意味着排斥政治权力，特别是排斥专断的、个人的权力，但排斥政治权力势必拖延决策，使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正确处理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关系，确立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合理关系模式，就成为公共政策体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对立
考察人类 哲学 思想、政治思想发展的 历史 可以发现，在公共政策制定研究中，强调政治权力的观点与强调科学分析的观点都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在那些曾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中，政治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有约翰•密尔和主张自由民主的 理论 家；分析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有柏拉图、卢梭、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主张系统分析的理论家。为便于讨论起见，姑且将强调政治权力的观点称为政治观，将强调科学分析的观点称为分析观。有意思的是，两种论证的根据或出发点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或者是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或者是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
（一）政治观对分析观的诘问
政治观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每一代人对 自然 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较之上一代人的认识都有所发展，但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认识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并不因为人类的世代延续而改变，因而人类的认识永远只能不断趋向于绝对真理而永远不能达到绝对真理。分析观将公共政策制定系于所谓的科学分析，但分析日益暴露出的弊端，恰恰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其一，分析是不准确的。人类有限的分析能力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一差距是难以弥补的。人类可以动用书本理论或 科技 手段扩展自己的分析能力，但即便如此，人类也很难使自己的分析完全符合实际和预期。面对日益增多且相互联系的公共问题，人类常常冥思苦想，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 方法 ，有时人类也确信自己找到了这种方法，但随后的事实却会证明，这些方法或者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或者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带出了那个问题。例如，解决了人口过多、过快增长问题却带来了独生子女 教育 问题；解决了平均主义问题却带来了失业问题；允许提前退休，缓解了就业压力却带来了养老压力等。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大致可能的认识。
其二，分析是不统一的。分析是由分析者提供的，由于每一个分析者独一无二的思维定势和知识结构，因此，每一种分析都是分析者的分析。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认识，不同分析者之间的对立有时是相当尖锐、难以折中的。例如，一些权威 经济 学家担任了政府的经济顾问，但他们提出的经济主张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世界上每天都有大量学术著作出版，但学术观点的对立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同“盲人摸象”，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某种角度或某个方面的认识。
其三，分析对信息的过度依赖。信息是政策分析的基础或条件。信息过多、信息过少和信息不准确、不完全等，都会加重分析的难度或造成分析的失误。在政策分析过程中，分析者经常处在信息过少或信息过多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分析信息过少，分析者无从分析；另一方面，分析信息过多，分析者又难以完全驾御这些信息。在现实政治中，各级政府官员对难以计数的政策提案很少进行充分的讨论，凡遇到超出他们熟知领域的问题时，他们就简单地步其他官员的后尘，原因是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信息或知识近乎于零。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少数有限认识。
其四，分析对价值冲突的无能为力。在现实政治中，由于价值的冲突，对于同一项公共政策，可能会得到肯定或否定两种相反的评价，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那么，当一项政策可能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分析者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或选择呢？对此有人提出了“多数人标准”或公共利益标准，即认为多数人的选择应该高于少数人的偏爱，公共利益应该高于特殊利益。但是，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就是正当、合适的选择，而寻找公认的公共利益也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对于各种价值或利益冲突而言，政策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一种折中的、妥协的认识。
其五，分析的过高成本。持久的分析耗时、耗资，代价昂贵。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已经花费了几十年时间用以分析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但至今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在现实政治中，一个政府官员每天都要做出决定，即使把其中的部分问题拿来进行分析研究，也将耗尽政府的财政预算。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政府资助过哪项大型且近乎完美的政策分析，原因就在于分析的成本过高。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简单、表层认识。
政治观在提出了上述对分析观的诘问后指出，在政策制定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科学分析而是各种政治权力、政治力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明社会中，大多数政策问题特别是重大政策问题都是由这种相互作用决定的。例如，在经济领域，买卖双方的相互作用解决了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且不需要任何人的分析论证；在政治领域，普通公民与公民代表的相互作用（代议制）解决了直接民主面临的诸多难题。政治相互作用的各方最终都会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由政策制定者采用投票方式决定政策的取舍，而投票方式恰好是典型的政治方式，集中体现了政治的基本原则，诸如“多数人原则”、效率原则等，这些原则在总体上是倾向于政治而排斥分析的。
（二）分析观对政治观的反诘
分析观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有限到无限的过程。首先，人的认识是反复的，反复每增加一次，人的认识就深入一层。例如，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从分子层次进入到原子层次，又从原子层次进入到 电子 、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层次，随着科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认识还会进入到更深的物质结构层次。其次，人的认识是无限的，人的认识对象即客观世界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的认识的无限性，人的认识和实践必然是一个无限发展、无限深入的过程。人的认识每深入一步，都更加趋近于那个完整、真实的客观世界。人的认识的这些特点，既说明了政策分析的完全可能，同时也反衬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或政治相互作用的缺乏理性甚至粗鲁不堪。
其一，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党派意见。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分析，所有政治体系都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以及组成政治结构的政治角色。现代政治体系一般包含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和法院等六种政治结构。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是对各结构利益表达进行筛选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满足的是某些而并非全部政治结构的利益要求。因此，当认为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他人而不利于自己时，各结构就会采用诸多方法影响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制定。例如，政党通过游说由本党选票选出的议员，影响议员的看法、态度或投票行为等。这种发生于政党和议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类似的相互作用，显然主张的是党派意见，甚至是党派偏见。诚然，党派意见并不必然违背公共利益，但党派意见毕竟是以党派利益为基础提出的。如果这种意见与公共利益有某种契合，那么这种契合也只是出于巧合而并非出于自觉。
其二，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强迫与交易。说服、控制、威胁、交换、协商等是政治相互作用的一些常用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相互作用的各方可能会达成某种妥协。尽管各政治体系都规定有相互作用的规则，但由于相互作用的有效性和普遍性，相互作用的各方都无法保证对规则的严格遵守，也都无法避免幕后交易的发生。一些权钱者手中拥有的权力和金钱，往往使他们在相互作用中处于有利位置。有权者可以采用说服、控制甚至威胁的方法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有财者可以采用金钱交换的方法买到有利于他们的立法。这些相互作用中的强迫与交易，使得缺乏组织的普通公众在政治相互作用中处于更加孤立无助的弱势地位，这无疑是对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严重破坏。
其三，政治相互作用中的非理性。如前所述，政治相互作用的各方最终都会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由政策制定者采用投票方式决策政策的取舍。但是，由于政策制定者是不同党派、不同意见的代表者，所以他们对同一政策问题的态度可能会截然不同，由此引发了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发展到极端会堕落成斗殴，然后再重新回到桌面上进行谈判或投票。但是，无论是政治家之间的斗殴还是投票，都说明了政治相互作用的非理性。首先，政治家之间的斗殴说明政治家政治品性和人格品性的低劣，说明由政治家决定政策的不可靠性。其次，按照“多数人原则”投票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同样不能说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因为，在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历史上，先进科学认识受到压制甚至被视为异端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分析观在提出了上述对政治观的反诘后指出，公共政策同样是一种认识，是公共政策制定者根据公共问题提出的一种对未来发展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提出不仅需要严格的程序，而且需要科学的论证，否则就有失误的风险。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应当尽量减小政治权力的作用而逐步加大科学分析的分量。尽管政策分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却是必须的。反复的、严谨的政策分析无疑会增加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使人类免遭由于缺乏理性而给自身带来的灾难，而这恰恰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根本区别。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美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政策科学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这种热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实验。实验过程为：把一些老鼠放在环境适宜的实验室中令其自由发展，老鼠就毫无节制地繁殖起来。当老鼠繁殖的数量达到所给实验室环境容纳不下时，老鼠之间就开始了相互残杀，直至全部灭绝。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立即引起社会轰动，人们仿佛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人们意识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理智，人类只有充分运用理智实施自我控制，才能避免重蹈上述老鼠社会的覆辙，而人类自我控制的主要手段即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
二、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统一
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政治观和分析观关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观点都有合理之处。首先，政治观的论点固然反映了人的认识的局限，但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复杂与动荡。人类社会的复杂与动荡，要求有政治权力的存在，说明政治权力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可排除性，其作用集中在公共利益的选择、执行与维护上。其次，分析观的论点倾向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分析，要求政策制定者以理性分析而不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进行公共政策选择，这对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并最终建立起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首先，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是对立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都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且二者的作用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强调科学分析会降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强调政治权力又会减弱科学分析的作用。其次，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又是统一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权力应该是充分运用科学分析的权力，而科学分析则应该是充分考虑到政治相互作用的分析。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与对策思考
两种形态政治监督的比较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