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1)

　　关键词：大众民主 官僚制 自由 独裁

　　一、问题的提出

　　陈独秀“最后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这是1949年胡适留下的文字。然而，此后大陆差不多半个世纪极少有人去细想这些“结论”。近年来，大陆学界对陈独秀晚年“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后就民主而发表的见解的介绍与分析颇多，《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地位也被重估。这一方面缘于国内陈氏研究空间的放大及学界对民主有着越来越强的诉求；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有关苏俄极权主义的统治资料公诸于世，斯大林走下神坛，从政治上剖析苏联解体成了学术界又一热点。

　　当下，相关的文章更多的是停留在对陈氏晚年民主思想与学术贡献的归纳与颂扬上。如有人称:“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让后世之人感到，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

　　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后人透视陈氏思想图谱不可或缺的底色。高力克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此间陈氏民主思想的生成与独特的时代背景相关联，即“专制逆流中的民主危机”。在西方，192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不仅表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衰落，而且导引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溃败。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工业化的经济起飞，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疏离了自由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左右徘徊。“大灾难年代”自由主义的衰微，在经济上表现为国家干预的“统制经济”代自由市场经济而兴，如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凯恩斯革命的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民主的危机和“法制的衰微”。从20年代至1938年，世界上奉行民主宪政的国家由35个锐减至17个。在苏俄，1934-38年，苏联经历了血腥的“大清洗年代”，斯大林运用秘密警察“格柏乌”（GPU）镇压异己，红色恐怖从党内波及全国。在“莫斯科审讯”时期，列宁时期的许多苏共领导人相继被处决，它使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民主理想沦为一场历史悲剧。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苏联的反民主形象进一步强化。而同期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各界人士对统一高效的中央政府的期待，大行一党专制的“训政”；法西斯主义者公然鼓吹“20世纪的30年代是法西斯蒂的时代”。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更表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疏离，大批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对亡国之祸的忧患和对西式民主的失望，开始告别自由主义，转而倡言个人专制和强力政府的“新式独裁”，从而在其内部引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

　　学界也注意到陈独秀晚年对民主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到的见解，乃是基于对苏联教训的总结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对照。所以，陈独秀如何理解和评判苏俄当是揭示其民主思想来源与形成的关键。

　　高力克先生也注意到了陈独秀民主观生成的思想资源。指出陈独秀在30年代险恶多变的历史环境中，阅读了中国托派译介的大批揭示和批评斯大林极权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书籍，其中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中》，法国作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及《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苏联党狱之真相》等。这些多经陈独秀推荐而由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刊行。作为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领袖的陈独秀，在狱中仍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传》、《第一国际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正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反思，成为陈晚年民主观演变的理论契机 ，可谓一语中的！本文拟探讨陈独秀晚年在“沉思熟虑”的六七年中，从这些“思想资源”中到底获取了什么？哪些“思想资源”对陈氏晚年的民主观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二、影响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主要著作及基本观点

　　重新审视与评定苏俄政治，是导致陈独秀对大众民主、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立宪、自由、人权等一系列核心政治理念发生转向的逻辑起点。

　　与同期许多追求共产主义的中共领袖人物及托派成员不同，陈独秀从未到过苏俄，亦未寻访过欧洲，但他对苏俄政情与特质的把握及欧洲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历史与走势的研判却高人一筹。这无疑与他长期的知识储备和政治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就知识储备而言，除却中国传统文化外，其留学日本的经历与主编《新青年》及在北大任教，使他对日本文化（包括日本的西学）、法国文化、俄国文化均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就革命实践而言，除了早年追求民主共和，参加辛亥革命及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外，担任共产党领袖后在大革命运动中对共产国际及苏俄有更直接的感受。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指责(如1938年上半年中共在汉口与延安发动的“托匪汉奸”的宣传)、共产国际的借祸、斯大林的专横、国民党的迫害以及对其公民权被粗暴剥夺等，构成对其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严重侵犯，也是促成个性刚毅的陈独秀对民主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原因。而前面提到那些“思想资源”恐怕是催发其思想转向或升华的最为重要的发酵素。

　　托洛茨基的著作当是影响曾是托派首领的陈独秀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除了《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中》外，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自传》也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下详）。

　　30年代，国际舆论对苏俄形象的构建为陈独秀认识苏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当时 “一切文明国家的书店里，已经堆满了关于苏联的书籍” ，但是苏联的国际形象是多面向的。既有右翼排斥，也有左翼溢美。30年代中期，苏联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就，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形成鲜明的反差，苏联的声望在西方工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大大提高，西方世界还涌现了大批所谓“苏联之友”，出版了许多著作介绍和颂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其中名气最大的当推韦伯夫妇。悉尼·韦伯和比阿特利丝·韦伯（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是英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名流，费边主义的掌门人。十月革命之初，他们敌视苏俄，但从20年代末开始，其态度有所转变。西方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苏联同时开始实行的五年计划(1928-1933)动摇了很多西方人对自由制度的信念。原来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纷纷箴口不语，而那些原先就有社会民主主义偏好的人开始用“不可避免的罪恶”来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开脱。他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肖伯纳(G.B.Shaw)在1931年夏天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把斯大林的社会实验捧到了天上，这更激起了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兴趣。1932年5月至8月韦伯夫妇在苏联采访与参观。回国他们闭门在家整理成箱成捆的材料。他们深知自己正在为一个在地平线上崛起的新文明建立第一座纪念碑，因此这个纪念碑的底座必须格外坚实。1935年英国书店里上市了一本将近1300页的大书——韦伯夫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在仍然被经济危机困扰着的英国，很多人都想知道西方文明是否真的衰落了，是否已经被一个新的文明所取代，于是两年中这本书就销掉了4万册。在韦伯夫妇的视野里，苏联的制度应被看作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社会组织面前，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那种使西方资产阶级如此痛苦的区别、自由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那种仍然白热化的冲突已全然失去了意义，这种新的社会组织不是从理论上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个拥有约两亿人的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的。这种“新的文明”废除了“利润”并谴责“剥削”；为了实行“社会平等”，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制度中，“工会”已不再发挥维护工资的微薄作用，而是在工业和农业中展开积极的合作活动。继西欧文明的议会制而来的，是一种正在充分发展着的新的文明 。如果这样一个社会不是新的文明，那么什么是新的文明呢？“如果你认为这种想法是乌托邦的话，那只能说明两个文明之间的鸿沟之深。” 当时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斯大林制造的莫斯科大审判冤案时，韦伯夫妇还在为之进行反驳与辩护 。（对西方一些“苏联之友”对苏联的吹捧，托洛茨基特写了《论所谓苏联“友人”》附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 。）

　　但左翼人士对苏联的描述也不尽相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这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5/1947）的法国左翼作家对苏联看法甚至相左。

　　30年代初，罗兰和纪德也是深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所吸引，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而1934年12月1日苏共领导人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这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左翼的探路人，前者应高尔基之邀于1935年6月访苏；后者于次年5月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高尔基追悼大会。罗兰与斯大林有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其间写成了《莫斯科日记》，回国后一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请允其发表，斯大林始终没有回音。罗兰遂在日记标题页上写下该书50年内不得发表的字样。同年10月，他公开发表了《莫斯科归来》一文还是对苏联作了正面的描述：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体验到那富有青春活力、热情洋溢的强大力量；苏联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对自己的领导者更是无比信任。……这就是历史上的那种‘伟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人民掌管着自己的命运，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1936年12月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公布，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罗曼·罗兰在日内瓦发表谈话：“这在生活中实现了直到今天为止始终不过是人类梦想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而纪德访苏回国后发表的《从苏联归来》（在狱中的托派成员郑超麟将其由法文译成中文，出版署名“林伊文”，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完全是一个负面的形象。纪德的转向当即招致苏联当局及其拥护者的强烈指责和辱骂，对此，纪德又写下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为自己争辩(该书也由郑超麟翻译，出版署名“林伊文”，亚东图书馆1937出版 )。

　　虽然苏联官方对纪德一行的访问礼遇有加，住高档宾馆，吃美味大菜，连香烟都是“特供”的，可纪德不为所惑，大胆直言。苏联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思想麻木，舆论一律，个人崇拜。在苏联，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甚至连服装都是统一的白色基调）。“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 集体农庄留给他们是“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 “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 “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到排斥的。美，被人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所求于艺术家，所求于作家的，是要他随声附和；做到这点以后，其余一切都可给他了。”

　　苏俄的官僚制还催生出一个新资产阶级，所谓苏维埃民主是虚伪的，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如。这是苏联留给纪德的又一深刻印象。“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他看到苏联的大小官僚过着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广大人民依然还在为生计进行艰苦的劳作。在苏联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 ，“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地位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的人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

　　学理解析并非作家的长项。但该书作为一个生动而鲜活的纪实作品，苏联与西方政治及社会的对比描述，在陈独秀对苏联感性认识的形成过程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份量。

　　自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就借机指责系托派分子所为，诬称托派替盖世太保当间谍，遂动用秘密警察“格柏乌”（GPU）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时期的苏共领导人相继被处决，红军近半数将领遭清洗。《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和《苏联党狱之真相》均为介绍并分析莫斯科大审判的文字。前者由杜威等编（原题为《列夫·托洛茨基案》），李书勋（王凡西的笔名）译；后者编译署名为“张家驹”（该书先由王凡西编译，不久王被捕，由陈其昌补译而成）。这两本书均为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

　　莫斯科大审判作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杜威委员会是由美国哲学家80高龄的约翰·杜威领导的一个旨在调查莫斯科大审判真相的国际调查委员会。1937年4月该机构曾在托氏在墨西哥的住所举行了多次听证。他们认为：莫斯科的审判使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人确信：这次审判没有为查明事情的真相作出任何努力。该委员会在对所有的供词进行最严肃的分析后认定：这些供词本身由于其固有的荒谬性，因而不能被认定是代表了事实的真相，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手段获得的。该委员会最后作出了如下裁决：“根据一切材料，……我们认为，1936年8月及1937年1月的（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我们确认列夫·托洛茨基与列夫·谢多夫（托洛茨基之子——引者注）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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