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湖南卫视策划的“快乐中国——超级女声”节目在中国吸引了上千万的电视观众，由此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对此文化现象的关注。按照丹尼尔 戴扬（Daniel Dayan）和伊莱休 卡茨（Elihu Katz）对“媒介事件”的定义“‘竞赛’、‘征服’、‘加冕’，此类事件……虽互有区别，但为电子媒介展示其唤起广泛而同期的注意，以讲述一个始发的时事故事的独特潜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1]，持续半年接连创下中国娱乐节目收视率记录的“超级女声”不可不谓是一种作为“电视仪式”的“媒介事件”。它从海选到晋级再到决赛，这一直接影响了半个中国的草根造星运动也在导演着极为丰富而复杂的话语权力的角逐和社会心理的震荡。
在多人参与的这一文化仪式中，必然会凸现许多平日难得一见的文化现象，由此也有了诸多对于这一媒介文本的解读。以“超级女声”冠名的电视娱乐节目自然是女性形象的公开演绎，在此过程中，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解析出若干意涵。
一、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女性主义批判理论自从建构时起，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对这个课题的影响较为显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和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以及新康德主义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都易于被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借鉴吸收。因此，尽管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至今天，形态复杂多变，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主脉并没有超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呼吁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为主要特征。它明确了一个观点即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妇女已经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在生理、心理和潜意识等方面仍受到性别歧视，因此，争取女性在深层的文化层面能有公平正面的形象再现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的目标。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力图消解以男性权力为基础的“性别定型论”。
“性别定型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性别的本质化理论。长期以来，男性和女性的性征差别被本质化为男女生理差异的结果。传统心理学认为男女的一切社会性别特质的差别是生物性差别决定的，由此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情境。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将女性同一性看作是“内在空间”，一种“从生理、心理以及伦理上哺育幼儿肉体而设计”[2]，男性的同一性则与“外在空间”内在相关，主要涉及到进攻、兴奋、冒险等概念，由此又延伸到成就、政治优势等。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观点来看，女性“外在于”语言、公众话语、文化和法律，女性的界定并不是如男性那样根据其自身的特质，而是根据女性缺少男性生殖器为主要标志 [3]。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的形成是由生理差别造成的。
针对本质主义的性别观点，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波翰从性别政治角度提出了严峻的质问：“如果女性的关系倾向是压迫的产物，那么当我们赞美这种关系倾向时，我们是否在使造成这种关系倾向的压迫趋于合法化呢？”[4] 站在性别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上，学者们发现社会性别并非由生物特性或生长习性决定，而是根植于社会情境之中，因此也就可以说，权力在社会性别的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性别建构论者亨德森(Henderson)指出：“社会性别的意义是社会地建构的，我们中的每一分子均被纳入这种建构，因此，社会性别是指一系列社会建构的关系，它产生并再现于人们的行动中”[5]。
实际上，从西方文明开始萌发时起，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笛卡儿直到洛克、罗素等人都将两性视为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孕育出两种相对立的品格和特质，比如：理性和感性、刚强和柔弱、主动和被动、逻辑和无序等等，这样的区分和判定逐渐形成一种包裹了厚厚的“神话”外衣的权力话语，而这一策略的成功使得男性永久的取得了优势的地位，而置女性为被言说、被书写、被建构的“他者”。
女性作为“他者”如何通过大众传媒的建构得以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再现是我们首要的问题。首先，需要问的是大众传媒是否是在客观准确的叙述和呈现对象？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是一种对社会全景的描摹。这种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观点就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某种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但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这种传统的语言观已经逐渐被颠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以雅克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雅克 拉康Jacques Lacan、米歇尔 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否认语言主要是传播工具的观点。例如德里达指出，语言在实际运用中很难认定它们有确切的意义，事实上，完全可以在一个文本中解构出其它意义以替代传播者试图传达的那种意义。拉康认为，语言既是形成人的思想的诱因，同时其规则又框范着人的意识，抑制某些思想的形成。福柯从社会时代的角度考察语言，他发现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概念结构，它决定了该时期的知识型(Episteme)，当然也决定着该时代人们认识事物、解构文本的思维方式。福柯进一步说“认识或思想方法不是由人、而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推理结构所决定” 。在福柯的语境中，这样的推理结构作为时代的精神中枢时刻在影响着人们的表达和思考，人们无法把他们知道的和用于表达的话语结构区分开来。
由此，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语言并不能忠实无误的充当人与世界的媒介。这种怀疑有学者称之为语言的“再现危机”或是“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更为形象的说法来自哲学家理查德 罗蒂：传统形而上学视语言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使这面镜子不可回复的破碎了[7]。换句话说，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工具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从此，语言的功用被多元化，语言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实践的形式。
所谓“他者”之再现，即是透过”他者”论述所生产的知识与意义。”他者”并不是某种自然或先天的规定，而完全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是话语叙述建构的结果。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一直在将人归类，但在这些无数类目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却被划归为与我群存有差异的“他者”。这种“他者”化的过程包含若干同时的进程，我们可称之为“贴标签”(labeling)，或是所谓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的过程，而这些类目都是在某一条既有的文化脉络中形成的。在西方文化脉络中，经常被主流媒体用来区分差异的类目大致上包括阶级、性别、年龄、国别、种族、语言团体、性偏好等，这些类目明示或暗示的将人群分为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男性／女性、成年／老年／青少年、本国人／外国人、主流族群／少数族群、国语团体／方言团体、异性恋者／同性恋者等。这些类目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社会中本来混沌的人群立刻被贴上了种种勾联丰富具体的文化意涵和概念联想的“标签”，从而被清楚而永久的区隔开来。如同霍尔所说，这种对人的分类方式当然不能视作为是中立的，又因为这些类目中的一部分人又恰好支配再现各类角色的媒介机制，于是被归在类目另一边的人就没有选择的成为“他者”了。
在将一部分人类目化、标签化为”他者”的同时，刻板印象化的再现操作也开始了，操作方式是将这些类目化约成若干简化的、本质上的特征，并将其放大且固定下来。如同霍尔所说，透过刻板化印象，个体之间的某些差异被化约(reduces)、本质化(essentializes)、自然化(naturalizes)与固定化(fixes) [9]。而这些差异被突出的同时，也预设了我群与他者、正常与异常、主与从、可接受与不可接受、合理与不合理、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一旦这种二元化对立形成，就被约定俗成而不易改变。换言之，这种刻板印象化一旦形成之后就是封闭而排他的，所有无法归类的，或是介于二元对立之间的，为避免可能威胁到这二元区隔，任何这类因素都会被以各种方式隐匿或排除。这时，大众传媒再现任何社会角色的形象时就可自然而轻易的将特定个体加以类目标签化(category labels)，就如同简化的逻辑三段论一样，某一特定个体被归类于某一种人，也就同时预设他拥有那些简化、本质化的特征。
“他者”的再现既然涉及了权力的关系，也涉及我群认同的建立，那么进一步就是召唤“主体”了，也就是所谓追问支配的”他者”论述结构的“发言人”。对福柯而言，话语在生产知识与意义的同时，也同时生产了主体，透过论述再现“他者”的同时，也同时再现了居发言位置的主体，就如同专供男性阅读的女体摄影，作品的对象全为女性，亦即在这里女性作为”他者”被再现，也同时再现了居主体位置的男性摄影师、出版商与读者。可以说，透过对发言位置的占有，巩固了我群与”他者”成对立，也巩固了权力本身。
反观女性作为“他者”在男权话语编织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体的书写。人类文明的进程似乎也伴随着身体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是不彻底和模棱两可的。当女性的身体成为视觉文化的中心时，身体解放的涵义似乎在这里显得更为明确：女性就是身体，身体成为美丽的载体，女性成为身体的载体。在社会角色的划分上，女性依然是“被看者”，女性形象的构造和呈现依然是基于男性的兴趣和欲望。大众媒介在承担身体书写的功能时拟定身体美丽的定义，并且将美丽身体的元素进行反复的组合与呈现，调动对象的兴趣和认同并且加入到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发动的这场“美丽身体”的运动是通过多种策略来实现的，服饰意象的呈现不可避免成为这场美丽运动的重要环节。流行服饰话语在展示女性身体的同时使女性等同于身体，小心翼翼的包装身体同时又大胆热烈的展示身体。对于看者而言，对象只是身体，除了身体一无所有，对于被看者而言，能展示的只有身体。正如博德里亚所说：“不论在何处，问题都在于性膨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的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10]。
二、“超级女声”——性别政治的反叛
虽然“他者”被建构意味着一种难以改变的定义，但是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权力关系是循环的，它从不集中在同一点上，而是一种压制与反压制、支配与反支配、收编与排挤、中心与边缘置换的循环；也就是说，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性的控制，它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包括生产新的权力关系、新的“他者”等[11]。
顺着福柯的思路，“他者”在媒介中再现所涉及权力关系并不会是垂直支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论述、知识与权力之间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它可能透过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进一步生产支配论述，同样也可生产反支配的论述，进而逆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何福柯探讨再现时一再强调历史脉络的原因。例如透过女性主义者在知识与权力空间所占据的发言位置，针对女性特质与两性关系所提出另类论述，就包含了寻求颠覆既有性别支配关系的实践意图，重新建构女性的发言位置，向主流媒体所塑造发明的刻板印象挑战。事实上，许多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被客体化的“他者”重新加以界定，召唤其主体，建立新的论述，进一步逆转他者在知识与权力间被支配的位置。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中的“参与”问题
关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不同社会地位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