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转轨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制衡机制。在新旧体制转轨期间，新旧体制间很难实现完全衔接，这就造成了新旧体制间的空挡，并且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还不协调一致，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这些都显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所在，也为权力主体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利用政治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的缺陷，侵占公共资源、实现权力资本价值增值提供了体制空间。权力资本的不断膨胀蔓延，除了来自制度和体制还处于转轨状态、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某些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运行缺乏平衡与制约机制，民主化和法律化程度比较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体制转轨间，政府对社会、企业和市场在管理内容、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都缺乏规范，经常出现管理范畴外的越权行为，这种无制衡的不规范的越权行为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各种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从而为利用特权谋取特殊利益提供了便利。
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权力存在形态，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由于其与民主、法治、公平竞争的社会变革和市场化变革相悖，它的孕育、生长及其扩张，已成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致使政府市场调节失灵，阻碍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形象和效率的障碍性因素。
1、社会公正的稀缺效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上就是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的结构向市场多元有机结构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正和差距悬殊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平等规则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在向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部分掌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特权者，利用社会转型、企业产权改革之机，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和不当占有，使权力资本不断膨胀，这必然进一步造成不公正分配和拉大收入差距。分配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层面，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必然造成公众对社会公正的质疑直至失望，并将直接导致社会公正稀缺和沦失。
2、社会群体的分化效应。因权力资本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和收入差距拉大，也必然会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除从事教研、医疗、律师、外企业领域等工作并有着不薄收入的群体被视作中间阶层外，通过侵吞国有资本，而从工薪群体中“超然”而出，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社会影响力和支配力最强的新型群体，即权贵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企业改制后的大部分工薪群体则成为时刻担心已得利益保障度、并不断诉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各种利益的中等偏下阶层，即新市民阶层；在企业改制中被剥离的下岗、离岗成员在接受一定的利益补偿后，而成为被现代城市边缘化的困难群体；而在市场化改革和企业产权改革中未直接涉及的农民则一直是社会的下层群体。
3、公共权威的消减效应。社会公正的缺乏、利益群体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必然使政府的公共管理、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在市场化改革中权力资本化所表现出来的分配不公和现实国家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种不公正的难以解释，以及严重损害公共权力机关形象的政府权力寻租行为，削弱、降低了政府权威、政府影响力和公信度，使社会成员在强烈的利益反差中开始抱怨激愤，对政治生活开始表现出冷漠和抵触情绪，对形成中的国家体制、社会体制和结构产生漠视、疏离、抗拒等不同反应，这对新公共管理体制和新社会秩序体系的形成构成了社会压力和公共挑战。
4、经济资源的耗损效应。权力资本要实现价值增值，不是依靠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来实现，而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资本的强支配力结合，来破坏市场经济规则，非法垄断和侵占社会资源，尤其是侵占社会资源中的经济资源。垄断者一旦利用非法手段掌控经济资源，必然会任意挥霍、片面追求资本的价值增值，根本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和合理、科学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垄断保守、不健康不稳定的状态。政治特权者利用政治权力进行寻租活动而攫取的大量额外收入，几乎都被个人享乐性挥霍，造成大量的本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社会资源被损耗。
5、社会价值观念的溃散效应。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由单一向多元取向分化，社会成员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并且其价值取向正趋于个性化、现实化。政府作为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倡导者和引导者，由于权力资本的存在而造成资源获取和占有机会的不均等，既损害了政府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形象，又破坏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社会公平竞争原则，造成利益反差极大，不仅人为地加大了社会成员的不平衡心态，而且使社会成员开始产生对政府公信度的质疑和社会公正的失望，开始以强调自我、张扬个性来主导自己的行为，导致本就影响力微弱的原有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更趋于崩溃的边缘。并且在利益关系调整过程中，一些群体利益受到损害，极易产生群体性的非理性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
四、权力资本化的路径控制
在转型期，由于体制缺陷和机制的不完善，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各种路径相结合，利用各种方式谋取特殊经济利益，构成权力资本化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形态。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形态给我国深化改革、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抑制权力资本化的形成、膨胀与蔓延的路径，是我国深化改革、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必须重视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一是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行政的民主政府、法制政府。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彻底改变原有政治体制中凸显的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问题。没有政治权力约束的人，极有可能沦为资本权力的俘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统治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领导者个人集权的限制，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社会公示和公证的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行政，构建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大权力主体利用特权实现资本增值的机会成本，消除集权者和特权者利用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客观体制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也要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完善、规范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警惕基层民主权利变成商品，不断健全、强化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约束机制，从制度和机制上遏制基层民主选举中存在的经济权力投机的制度基础，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基层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各种腐败行为。
二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市场运行机制。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之所以能相结合实现权力资本化，就是利用新旧两种经济体制接轨过程中的空隙，因此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加快完善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的接轨，消除权力资本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空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应培育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市场秩序，规范政府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引进、整合与优惠政策，抑制政府权力在市场机制中的强制性支配力，弱化政府在市场管理中的全能管理者角色。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突破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针对目前国企产权改革中出现的管理层利用手中职权和体制真空，内外勾结、违规审批、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并严重损害职工利益的不合理现象，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善国企产权改革制度，规范市场化改革机制，抑制权贵资本和官僚资本的非法形成与膨胀，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广大职工的正当利益，消除部分管理者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产、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制度基础。
三是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权力资本之所以能形成并不断膨胀，主要是政府拥有对各种资源的政治强制支配力，并且这种支配力在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被非法的不合理利用，形成垄断利益和资本的价值增值。这就需要对政府权力对各种资源的支配力加以制衡和监督，应当摒弃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限权力政府。一是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做到政府部门权责明确，即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发挥市场机制，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去管理本应属于市场和社会管理的事务，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管公共事务的三元公共管理结构，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管的一元主导管理模式，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政府权力的干预范畴。二是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即政府部门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据《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规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并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过程，依法控制政府权力，使政府在行使公共管理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做到程序正当、合法。
四是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在原有政治或经济体制中，权力高度集中或权力过于干预，直至权力失控、产生权力资本化的不合理不合法行为，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制建设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而要对权力进行制衡和有效监督，一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法制监督，要继续加强规范行政权力的立法工作，健全政府部门的法制体系，并要求政府部门及其人员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准越权、滥用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立法控制，彻底消除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加大集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受惩机会和受惩力度。二是要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强化权力防范力度，即政府行使权力不仅要做到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还必须接受外部的监督和限制，这就需要构建严密的立体化外部监控体系，即构建行政立法控制行政权、人大和司法监督行政权、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政府行为并暴露政府腐败行为的立体权力制约体制，防止和抑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消除权力资本化的法制基础和社会基础。
五是加强廉政建设，构建良性权力道德价值体系。权力资本化是政府的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渗透、资本的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领域渗透的双层面互动与结合，并非政治权力主体的单一渗透层面，但利用政治特权谋取额外或特殊经济利益却是双层面互动与结合的终极目标。因此，加强廉政建设、构建良性权力道德价值体系也是防止权力资本膨胀与蔓延的内在的道德控制路径。当前，应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力加强廉政教育与宣传工作，培育浓厚的社会道德氛围，培养和提高权力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通过加强对权力主体的权力道德教育，培养权力主体的服务意识、公共道德和政治责任感，使权力主体形成遵纪守法、诚实信用、坚守公正与公平、勤政廉政的权力道德价值观，并使这种权力道德价值观内化为权力主体的外在的权力行为，控制权力主体理性经济人思维。控制权力资本化、防止权力腐败，除了制度和外部监督层面的硬约束机制外，还必须强化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只有内外用力、“软”“硬”兼用才能对权力资本化形成更有效的系统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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