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党或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既是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对这一问题普遍性之认识，文章从比较的视角简要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制度安排，然后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殊方式。文章认为，政党与民众的联系具有多元的方式，而且不是固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领域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制度创新表明，中国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 执政党 联系机制 功能开发 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重要性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一个根本性、决定未来命运的大问题。外部的巨变——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变以及一些曾长期居于执政地位却失去政权的政党的经验教训，内部的改革——中国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整个社会结构随之发生结构性的转变，阶层和利益分化日渐显著，党自身的转型——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这三者的叠合构成了当下中国政治变迁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居安思危，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话题。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理解了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话题所包含的深刻而丰富意义。
如果说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维度可以用“小康”(中康或大康)以及“翻几番”和“人均美元”多少等指标来测量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维度就可以用民主和法治程度、“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等指标来衡量。对于近代以来饱受政治动乱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些指标又可以归结为一个——政治上的“长治久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领导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建构一个富有活力的、充满生机的、相互平衡的、和谐的执政党与民众的制度化联系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时代为我们出的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难题。除了正面应对，我们别无选择；除了制度创新，我们别无选择。
二、问题的普遍性
古往今来的任何政体，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置统治者与民众关系的问题。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便是古代中国政治家洞察此问题的一种智慧结晶。与古代政治相比，现代政治具有众多不同的特征，其中以下三个对于我们的讨论尤其重要：第一，人民主权理论被普遍接受并写入宪法；第二，代议制政府与大众参与的结合；第三，政党政治的发展。这三个特点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有助于民众对政治的普遍参与，从而形成了对应于(少数人参与的)精英政治的大众政治。大众政治一方面改变了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过程。它也为政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政治也就是政党政治。在政治过程中，政党发挥着诸如政治动员、利益汇聚与表达、组织政府、提供领导、制定政策等关键作用。因此，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也就被转化为政党(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就此而言，如何保持执政党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不是中国政治特有的问题，而是现代政治必须妥善处置的一个普遍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有必要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考虑这一问题，将中国政治纳入比较政治的视野中去。借用毛泽东对战争规律认识的描述，我们可以区分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政党政治的一般共性；其次是执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最后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特殊规律。②事实上，只有在一个比较的框架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和真正把握中国政治的特色问题。考虑到中国现代政党制度及政党政治在起源上是一个“舶来品”，这种比较显得更为必要。
鉴于此，下面先简要描述西方国家中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方式与基本途径；其次考察中国政治
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特征；最后一节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意义。
三、西方国家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方式
当我们谈论所谓的西方政治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方并非一个划齐的整块。事实上，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例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在政党制度上是两党制，而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实行半总统制，在政党制度上是多党制；英国虽然采取两党制，在政府形式上却是行政权与立法权紧密结合的议会- 内阁制。不过，若撇开具体的制度差异，就政党的行为特征而言，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这些国家的政党都是在政治竞争的环境下生存和活动的。无论是在内阁制国家，还是在总统制国家，大众性政党是围绕选举这一中轴而出现和定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党是一个专门化了的选举工具，其功能是推荐候选人、提出政纲。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西方政治学将“选举”界定为民主概念的核心内容的缘故。③一旦选举结束，政党便通过占据国家公共职位的政治家来发挥作用。一般而言，政党组织本身不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由于西方国家的政党依靠定期的选举而上台执政(或继续执政，或下台成为在野党) ，在竞选过程中政党获得的民众选票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它们在政治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在这种类似市场竞争的政治生态中，政党如何保持与民众的紧密联系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各个政党的头上。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西方国家发展出了一套适合它们国情的政党联系民众的制度安排。如果冒一点简单化的风险，我们不妨将这套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政党结构上具有多元的平等主体。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均意味着在政治上存在着竞争政权的对手，如果表现不佳，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满意，对手随时都可能取而代之。在这一意义上，多元竞争主体提供了一种克服惰性的促动机制。
其次，竞争的多维性。不但政党之间存在着竞争，同一政党内部的政治家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党内的资深政客必须应对来自组织内部的挑战者/竞争者(在党内预选或初选环节) 。因此，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时刻关注自身与选民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否则在下一次选举中很可能要“翻船”。
第三，定期举行的自由选举。选举将政治竞争者的潜在威胁不时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压力，从而发挥了一种使压力时刻存在的“保压器”功能。
第四，投身于政治职业的政客及其辅助人员承担起了具体的联系功能。由于从政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在联系选民方面，候选人的政治主动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五，“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候选人如果要实现自己当选的目标，必须
首先从自己的选区开始做起，与选区选民搞好关系。全国性的选举是这样，地方性的选举更是如此。
第六，预期反馈作用。即使在某次选举中某党赢得了选举，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执政期间的表现将成为下次选举中选民评判的依据。这一预期反馈的机制促使在台上的政党在执政期间必须关心民意、解决民生、制定出符合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当然实际过程远非如此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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