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麦迪逊思想对孙中山的启发
我们应特别注意孙中山的「而与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着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这段话。因为，此一有革命之便利的共和政治，极可能是孙中山阅读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51号文章后的心得。
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51号文章中，主要是对所欲建立之「共和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讨论。麦迪逊认为，避免权力逐渐集中在某一部门(department)的最佳保障，就必须要再给每个部门抵抗其它部门侵犯的合法手段与动机，而且要使每个人的利益与其所在之处相结合。简单说，就是「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Ambition must be made to counteract ambition) [37]。《联邦主义者通讯》是所谓的联邦党人向脱离英国殖民的北美十三州(邦)（state，亦有主权国家之意）人民，主张应该批准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合众国」的宪法，而在报纸上刊载的宣传文章。或许，孙中山从联邦党人的文献主张与美国制度的实践中，看到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虽为独立战争领袖，但仍须由各州为单位而所公举出，使他想到了中国古代《国语》中记载周厉王被放逐，而由周公及召公共同执政的「共和行政」，而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republic理解「共和」一词来表达。同时，孙中山一样采取了「用野心对抗野心」的策略，故需「使英雄各竟其野心」，并以「使其为一部之长」为「竟其野心之法」，但仍必须「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并「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共和」观念可以说就是以美国的联邦共和制为典范。所以，尽管他有意拥立李鸿章在两广独立并接受其称为「帝王」，但他的终极目标实是在于「联邦」共和而非「一邦」，故其共和理想也未能因此而视为「动摇」。并且，在《联邦主义者通讯》中常有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词汇，目前中文里也系将之翻译成「共和政府」或「共和政体」；何况，麦迪逊所讲的「共和原理」(republican principle)，原本即是就政府体制的设计而言的。就此来看，孙中山对于近代美国的「共和」观念未必即无掌握，且对他而言，既然仿效的是美国制度而宣扬「共和主义」，那么他所讲的「共和」是否混淆了「国体」与「政体」之分？就美国立宪先贤在《联邦主义者通讯》中阐扬的「共和原理」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了。
孙中山「共和」观念之形成，是否还有证据可说明系从《联邦主义者通讯》中获得启发呢？1916年7月15日在驻沪粤籍议员欢迎会上，孙中山针对「中华民国」的意义所作的演讲中，似乎又可找到一个肯定的例证。他说[38]：
顾仆尚有一重大意志，欲白于今日者，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共和政体为代表政体，世界各国，隶于此旗帜之下者，如希腊，则有贵族奴隶之阶级，直可称之曰「专制共和」。如美国则已有十四省，树直接民权之规模，而瑞士则全乎直接民权制度也。虽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落于人后。……。代议政体旗帜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种代议权。若底于直接民权则有创制权、废止权、退官权。但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上述所引孙中山说明何以称「中华民国」而不称「中华共和国」的原因，是与他主张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之差异有关。简单来说，孙中山想要凸显的观念是，「民国」是指「民权」之国，而真正的「民权」又是指「直接民权」，亦即我们目前所理解的「直接民主」。反之，「共和国」则是指采「共和政体」的国家，而「共和政体」即是「代议政体」，亦即「间接民权」或「间接民主」的意思。由此可看出，在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他的「民权」显然已与近代意义的「民主」为相同的意义。然而，孙中山为什么说「共和政体为代表政体」或「代议政体」呢？这与他分不分得清楚「国体」与「政体」之区别未必有关，但却可证明他受到了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10号文章的启发。
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10号文章中，主要就是阐述他对「共和政体」的设计与理论。麦迪逊是就美国当时所普遍存在的「党派」(faction)现象与发生原因，主张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关于政府体制不该采取直接民主的「民主政府」，而应采取代议政府的「共和政府」。用麦迪逊的词汇来说，就是采取「共和原则」(republican principle)所设计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来取代直接民主的政府型态(popular government)。并且，在麦迪逊所使用的词汇中，democracy和republic是相对立的体制，而前者是指直接民主体制，后者则是指间接民主的代议体制[39]。尽管孙中山此时主张的是与麦迪逊相反的直接民权，但从他说明为何不采「中华共和国」为国名，且明确认为「共和政体」即是「代表政体」或代议政体来看，应可证明他的「共和」一词是从《联邦主义者通讯》中传译而来，而无论「共和国」或「共和政体」的概念，也是由此而受到启发。
六、结 论
从清末到民国十几年这段期间内，「君主」、「民主」、「共和」、「民权」、「立宪」、「国体」及「政体」等词汇，彼此间在语境上当有一定的联系、对应或对立关系。就孙中山而言，他所主张的「民权」指涉范围最广，可以用来指改「君主」为「民主」，也包括改「专制」为「共和」的「民主立宪」或「共和立宪」之政体。然而，或许自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后，「民主」一词已大致是用来表达democracy的意义，使「民权」与「民主」两个词汇都是在「由人民作主」的意义上而具相同的涵义，且还渐取代了「民权」一词的使用[40]。
然而，我们发现孙中山在1924年演讲民权主义时，他仍是在不同的涵义上来分别使用「民权」与「民主」的词汇。基本上，如果要表达democracy的概念，孙中山使用的是「民权」，且体现「民权」的制度是「立宪」政体、「共和」政体或「代议」政体，以及后来因看到国会成为猪仔议员的腐败现象[41]，而主张直接「民权」的「全民政治」。其次，孙中山使用「民主」一词时，则是与「君主」（亦包括与贵族）相对立，故其意义在于指统治者或国家元首是由「人民」（人民为集体而非个体之概念，亦即四万万人做皇帝）来担任，并非由一家一姓之世袭所产生。至于他所讲的「共和」是与「专制」为对立的概念，意味国家非一人之专断独治即为「共和」。但仍须注意而不另作说明的是，孙中山及晚清时人所讲的「民权」，并非仅具有democracy的意义，还包括了「自由」(liberty)及「权利」(right)等概念在内。
附表 梁启超对立宪、宪法、立宪政体及宪政的说明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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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
出 处 |
要旨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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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三种政体，旧译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义不合，故更定今名。 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 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为专制之国言之耳。若夫立宪之国，则一治而不能复乱。……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复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 问者曰：“然则中国今日遂可行立宪政体乎？”曰：是不能。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 |
1901年，〈立宪法议〉，《点校》，第二册，页920及922。 |
1.「民主之国」应系指透过公举，而以民为「国之主」的国家。 2.所引省略之处，为梁启超依序对君主专制、民主立宪及君主立宪三种政体之良窳做出评价，故旧译为「君主」者为「君主专制」，旧译为「民主」者为「民主立宪」，旧译为「君名共主」者为「君主立宪」。 3.严复1906年在其演讲〈宪法大义〉时，似系针对梁启超的「宪法」及「立宪」观念提出批评。他说：「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又说：「吾国近年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立宪既同立法，则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骤听其说，一若从无有法，必待往欧美考察而归，然后为有法度也者，此虽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谬妄矣。是知立宪、宪法诸名词，其所谓法者，别有所指。…然究竟此法，吾国旧日为无为有，或古用而今废，或名异而实同，凡此皆待讨论思辨而后可决。故其名为立宪，而不能再加分别者，以词穷也」。 3.立宪政体为有限权之政体，但此「限权」实质上为「分权」之义。亦即，从既有的「君权」及「官权」中再分出「民权」。而所谓的「民权」之体现与「永绝乱萌之政体」，皆是指开议院或国会的立宪政体。 4.因「立宪政体」系指开议院或国会，故乃有以民智稍开为行立宪政体之前提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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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论文最要之点：曰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共和国民之资格不一端，…。然吾檃括言之，吾所认为最重要者，则曰：“有能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斯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 |
1906年，〈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点校》，第三册，页1430。（按：某报指同盟会的《民报》） |
1.梁启超做此文前，已发表有〈开明专制论〉一文，其依「进化论」的思维，认为「野蛮专制→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为一演化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应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的准备。 2.中国不能行共和立宪制的理由，在于中国国民尚未具备共和国民之资格。而尚未具备共和国民之资格最重要者，则是中国国民尚不具备行议院政治之能力。 3.尚不具备「行议院政治之能力」，就是戊戌变法时以「民智未开」而未开国会的同一理由。 4.国民具备行议院政治之能力为立宪制的前提，有「议院政治」始为立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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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语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区别，其唯一之表识，则国会之有无是已。 |
1908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点校》，第二册，页967。 |
1.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端视「国会之有无」而定。 2.有国会的国家才是「立宪国」，「立宪」即意味「有国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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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者，英语称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虽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故今之所论述，亦从其狭义：惟就立宪政体之各国，取其宪法之异同，而比较之云尔。… 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 |
1909年，〈各国宪法异同论〉，《点校》，第二册，页1056。 |
1.梁启超此时对于「宪法」的认知，是从法律意义之角度来理解，故推衍致任何国家都有宪法的结论，而和自己以往的认识有所混淆需做批注。 2.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 3.「宪政」一词是「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且英国是行此种「政体」的始祖。但此处既以英国的「政体」为「立宪」始祖的表征，则所谓「立宪」自是指旧译为「君民共主」的「议会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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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之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制限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今就现世之君主立宪国而举其特色，则有三焉：第一，民选议会。议会谓国会也，凡立宪国必有国会，…第二，大臣副署。凡立宪国君主之诏敕，必须由大臣署名，然后效力乃发生。…第三，司法独立。凡立宪国皆有独立之审判厅以行司法权。… 举此三条件，规定于宪法中，而不许妄动，谓之立宪。立宪之制，首行于英国，…。 |
1910年，〈宪政浅说〉，《点校》，第二册，页957-958。 |
1.从将国权再予「国家直接机关权限分化」的角度界定「立宪政体」。 2.只要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制限者」，即可谓之立宪政体，不以「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为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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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言宪政之所以示别非宪政者有三：民选议院其一也，责任内阁其二也，司法独立其三也。故语宪政之特色，实惟前二义。而议院与内阁，又必相倚而始为用，二义实一义也。…所谓君主立宪之异乎君主专制者，其在专制之国，则立宪(本文作者按：法？)与行政两大权，皆由君主独断而躬行之。立宪国不尔，立法权则君主待议院协赞而行之，行政权则君主命大臣负责任而行之。质言之，则专制国之君权无限制者也，立宪国之君权有限制者也。立宪之与专制，所争只此一点。 |
1911年2月，〈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点校》，第二册，页1078。 |
1.宪政与非宪政的差别有三，但其特色则为民选议院及责任内阁二义，且实际上仅属一义，亦即开议院而行议会制度。 2.「其在专制之国，则立宪与行政两大权」中的「立宪」两字若无笔误或误印，则「立宪」当即指建立议会制度。 3.若是为「立法」之误植，从「立宪国不尔，立法权则君主待议院协赞而行之」来看，立宪与否也是指「立法权」有无从行政权分离而言，故「立宪」仍意味了议会制度的建立。 4.立宪是指从君权中分离出了立法与行政两权为表征，并非就「国权」相对于「社会」乃为有限度之constitutionalism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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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政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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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点校》，第二册，页1062。 |
1.立宪政体以政治上的虚君元首为一大原则，故自是延续开议院或国会以行议会内阁制的思维，来界定立宪政体。 2.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言论较立宪派受到了广泛支持，梁启超继主张开明专制后，又改变立场为虚君元首的议会内阁制。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参考文献：梁启超着，吴 松、卢云昆等点校，2001，《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 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引自梁启超着，吴 松、卢云昆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056。
[2]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引自同上注书，页967。
[3]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辑于《饮冰室合集》，4，专集之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88。
[4] 华力进，〈政体〉，见罗志渊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册：政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12月，版7），页212。张明贵，《Top 100宪政用语热门榜》（台北：书泉出版社，2005年），页140-141。
[5]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页8。
[6] 陈鹏仁，《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页17。
[7] 谢 放，〈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民主」的认知〉，《二十一世纪月刊》，2001年6月号(总第65期)，页43-44。另可参阅 谢 放，〈“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社会科学研究》（北京），1998年第2期，页100-101。
[8] (美)惠 顿 着，(美)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万国公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72。
[9] 同上注，页143。
[10]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35。
[11]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一。
[12] 张之洞，何启及胡礼垣撰，冯天瑜、萧 川评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武汉：湖北人民初版社，2002年），页336。
[13] 《万国公报》，第316卷，1874年12月。
[14] 《万国公报》，第627卷，1881年2月。
[15] 梁启超，〈爱国论三‧论民权〉，《清议报》第22册。引自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着，吴 松、卢云昆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668。
[16] 梁启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引自梁启超，〈立宪法议〉，同上注书，页921-922。
[17] 孙广德，〈戊戌前后的民权思想(1894-1903)〉，辑于《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页29。
[18] 熊月之，前引书，页402。
[19]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辑于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页256。
[20]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国父全集》第一册，页100-101及107-108。
[21]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国父全集》第二册，页356。
[22]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页1389。
[23] 详参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二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页54-56。
[24] 牛 彤，《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页20。
[25] 参阅萨孟武，《中华民国宪法新论》（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11月，9版），页36。陈新民，《中华民国宪法释论》（台北：作者自版，1995年），页61-68。
[26]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国父全集》第二册，页1。值得留意的是，在本文所引据《国父全集》第二册之版本另收录了〈香港兴中会宣言〉中，则为「以振兴中华，维持团体起见」的文字，而将「国体」改为「团体」。据称国民党党史会编之《国父全集》系作「国体」，但依原文及胡汉民编之《总理全集》均作「团体」。见页2及页4之注5。
[27] 牛 彤，前引书，页18。
[28] 见《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修订本），页473。
[29] 孙中山，〈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国父全集》第二册，页5-6。
[30] 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论服制函〉，前引《国父全集》第四册，页204。
[31] 孙中山，〈国民党宣言〉，前引《国父全集》第二册，页33。该宣言应非出自孙中山手笔，丘桑主编之《护法使者—民国奇才奇文系列：宋教仁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将之收录，以其为宋教仁所撰。
[32] 孙中山，〈中国必革命而后能达共和主义〉，前引《国父全集》第二册，页398-399。该一谈话另附有内容互有出入的版本，题名为〈与宫崎寅藏之谈话〉，页399-400。
[33] 同上注，页399。
[34] 牛 彤，前引书，页29。
[35] 参阅顾炎武，〈郡县论〉，《亭林文集》卷一，收于《四部丛书》(07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10b。
[36]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民权思想的特色〉，辑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页345-350。
[37]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51, in Clinton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1961),p.322.
[38] 孙中山，〈中华民国之意义〉，前引《国父全书》第三册，页163。
[39]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10, op.cit., pp. 77-84.
[40] 熊月之，前引书，页12。
[41]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页102-103。
为什么言论必须是“自由”的？
论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合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