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些20世纪60－90年代不完全记录文本的话语表述，我们发现人事鉴定在描述现实、制定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身份方面的特定功能。因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他们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例如，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正是话语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15］通过话语实例分析发现，鉴定1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干部成员，鉴定2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财务工作者，鉴定3中的被鉴定人为学员，鉴定4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税务稽查工作者。这些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话语表述的主要而又简洁的鉴定文本内容，也反映了一定时空场域中的历史境况和社会场景。作为社会实体及其相应社会关系的一个分子，他们都共同受到单位组织的业绩评定和思想考察，个人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都被置于组织的观察状态之中。组织的评价和鉴定决定着个人在单位中的地位、荣誉、升迁和利益分配，“作风如何”或“称职与否”成为了悬在单位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而，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被单位神圣地文本化、格式化，个人的点点滴滴都被纳入到公共的“标准化”之中，甚至连个性都在“共性化”。随着户口管理制度与工作单位档案管理制度的一体化，个人被户口制度限定在其居住地域活动，又因单位里的档案要记录其社会行为而受到严格约束。从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到90年代，人们没有意识到“无档案生存”的可能性，所有的单位人“视档案如生命”（当然也是，因为它至少反映了单位人的生命历程）。这种空前的政策认同度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制性动员、组织鉴定中的“治疗性话语”、单位设定的利益输入机制和单位人朴素的“共和国主人”心理等因素共同达成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单位人的人事档案政策认同度已经大不如前。1998年某人事厅印制的鉴定表格已经删除了“部门负责人意见”和“被考核人意见”两栏，更多单位已经不再用手誊写考核意见，而是刻章“同意定为称职”用以话语替代。这种话语简洁化和技术化模式一方面节约了时间资源和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人事档案制度的政策认同已经表现得“熟视无睹”。
三、信任政治
所谓“信任”（trust ），按照心理学家赖兹曼（l.wrightsman ）的观点，“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16］郑也夫先生在对信任进行溯源研究之后阐明，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17］信任是降低不确定性和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心理基础，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媒介。信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信任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和个人心理结构。［18］只有在社会成员间存在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的情况下，社会才可能建立一种长远的共同秩序。
通过对信任进行不完全知识研究（见表1），我们发现，信任的对象有三种，即对国家的信任、对组织的信任和对个人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道德人格，是一种情感信任和经验信任。个人对组织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契约形式，是一种集体信任。个人对国家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制度资源，表现为个人对制度的认同和忠诚，是一种委托信任，但这种制度信任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走向全社会的普遍信任。个人对国家的信任通过“委托”的制度形式去达成，个人对国家的信任在更多层面上表现为个人对制度的信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信任是将社会引入有序政治的必要途径。当然，一切群体组织和稳定有序社会都需要信任机制，但是具体是何种信任形式却会因不同社会型态而异。市场体制条件下的信任机制不同于计划体制条件的信任机制，“从信任机制因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信任匮乏可以被看成是信任处在一种正在转化、有待充分形成的时期，因而特别需要积极加以引导”［19］。实际上，计划体制形态下，通过官方政策表达的政府表现和通过朴素意见表达的群众表现来看，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生态基本处于信任政治阶段，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非信任状态的政治问题或政治事件。今天，许多过来人在遇到社会所存在诸如“信任贫困”、“道德滑坡”的某些现象时，常常怀念中国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良好道德风尚，这说明信任政治在当时表现得颇为充分的事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道德环境传统、儒家文化习俗有关，与财富不充足和所有人致力追求的平等理念相关，但由强制性动员所造就的“全权政治”或“全权制”是其主要因素。
从政策动员的方式来看，中国人事档案制度就是一种典型全权制下的政治产品。我们知道，任何革命的发起和推动是以社会存在普遍“非信任政治”为逻辑前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官僚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压力下的非信任政治格局，但不信任的政治元素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铲除，因而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仍然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继续革命”。建国初期所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以政治空间存在不信任元素为假设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因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对若干“不信任者”实施一定的社会排斥是符合这一政治逻辑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之目的就是希望重构社会新的信任格局，强制性地把个人、组织与国家的非信任状态转化为完全信任状态。从政策认同的效果来看，人们已经通过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慢慢建构了对组织和集体的信赖与忠诚。单位组织提供单位人的工作岗位、生活空间和集体福利，人们在单位组织中感受到俱乐部式的“大家庭”般的温暖，因而个人必须簿记式阐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必须对单位组织和国家社会表示效忠。由此，通过“大运动”形式所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共产党政策的亲民主义路线、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所形成“自下而上”的政策认同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信任政治。于是，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人们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证明信息”会失真。至于“政治档案中的信誉即同社会生活不相配套，它本身能说明什么也是令人生疑的”［20］的观点是断然片面的，它偏面地强调了自愿性组织在信任政治建构中的作用，恰恰忽视了政策变迁前期所处的历史时空感。在那个时候，虽然档案内容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人为的信息失真，但人们对国家及其主导的人事档案生产制度是充满着高度敬意和高度信任的。
众所周知，普遍信任的建立依赖于制度。按照罗素？哈丁的信任理论模式，信任通常是一种三方关系：a 信任b 去做x （或者跟x 相关）。在这里，假设a 是一位公民，而b 是一位公务员、一位求官者、一个组织或一种制度，那么信任b 的最可能理由是，有一种将使b在x 方面作为a 的代理人好好做事的组织结构或政治动机对b 施加影响。［21］这个模式可能存在四个未能凸现的主要因素：首先，如果a 要信任b ，那么b 不仅必须有做x 的动机而且还有要做x 的能力；其次，如果a 的信任要得以实现，a 必须有能力判断b ；再次，如果b 是个人，a 在做x 方面不可能信任n 个b ，那么必然需要居间的制度来进行判断和处理；最后，如果a 信任b ，b 是一种制度，那么制度又能值得信任吗？“制度能否被信任，取决于他们是否被形成结构，以致他们能够通过推理诉诸其构成规则。在那些没有持续地诉诸这些规则的地方，普遍信任的基础受到削弱。”［22］“信任一项制度”意味着知道其构成规则、价值及准则为其参与者所共有，而且他们认为这些规则、价值、准则是有约束力的。信任制度也意味着信任政府，信任政府当然应该信任特定政府的规范性主张。人事档案制度作为规范个人、组织与国家关系的一项公共政策，理所当然值得所有人的尊重、遵守和信任。在设想“善”的制度前提下，个人a 没有必要去怀疑组织或代理组织行使职能的b ，因为b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机构或好领导，在对待x 方面也应该是准确的、能够获得信任的。所以，有关x 方面个人事务的簿记式记录产品——人事档案成为了信任政治替代物。
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特别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社会要素的流动大大加快，人们开始感觉到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活动自由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对于单位严密控制模式已经显得有点越来越不习惯。同时，“该不该完全信任自己的组织”、“能不能充分信任撰写单位档案内容的那些人”等一些问题出现了。人们对于人事档案这种信任替代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对人事档案制度的合理性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动摇，于是人事档案制度的信任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不论如何，从整个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来看，由政策动员和政策认同构造的信任政治说明，人事档案制度在政策变迁的前期阶段充分体现了政策均衡的特点。它反映了在一个政策系统中，作为政策供给方的政府和作为政策需求方的民众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体现了社会力量的高度统一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趋势。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减少了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信任风险和败德行为。
参考文献：
［1］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2］帕米拉·e ·奥立佛、吉拉尔德·马维尔：《集体行动的动员技术》，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3］彭怀恩：《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台湾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5］资料来源于新华社2001年6月19日。
［6］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7］资料来源于http://www.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csbnian/t20040903_230801.htm.
［8］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9］而另一种“五类”的划分标准大致如下：第一类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者，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因故脱党；或为国民党报纸写过吹捧的文章；或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官吏。第二类为一般反动党团成员或仅有一般政治问题者，如个人加入过国民党；或做过童子军教练或总教练；或在国民党、三青团里面担任过并不很高，却较为重要的职务者；或虽无政治身份，但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者。第三类为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但无现行活动者，如做过国民党或汪伪政权时期的校长、教导主任；或本人虽无明显问题，却有兄弟被杀，或有叔侄外逃港台者。第四类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可能有现行活动者。第五类为有血债或现行活动者。参见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10］蔡振翔：《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1期。
［11］参见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12］“共意性运动”是相对于“冲突性运动”而言的。冲突性运动——比如劳工运动、贫民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通常都是由少数群体或人口中的一少部分人来支持的，并且在试图带来社会变迁时，遭到了根本性的和有组织的反对。与此相反，共意性运动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根本没有碰到什么有组织的反对。参见约翰？d1麦卡锡、马克？沃尔夫森：《共意性运动、冲突性运动及其对基础设施的占用》，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
［13］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14］参见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5］诺曼·菲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6］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7］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8］adam b.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169.
［19］徐贲：《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当今中国的信任匮乏和转化》，《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
［20］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1］罗素·哈丁：《我们要信任政府吗？》，载马克？e1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22］马克·e ·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和谐社区的现实选择
中国大学生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