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上看，很不幸，Pigou大概是正确的，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和20世纪的经济学家而言更明显。他们所从事和传播的学科，已经丧失了提供思想冒险或者哪怕是刺激的潜在能力。这种情况在冷战的几十年间有所起色，这期间，社会主义的持续挑战，给了哈耶克及很少一些他的同道一种刺激，使他们比那些斤斤计较于琐屑问题的经济学更为博大精深。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挑战，还有什么东西能激起这种包容性的和普遍化的理解之感觉？进一步说，要想在那些他们本人从来就不属于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的人们中间，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又需要什么条件？
让我回到里根总统和他的“山巅上的光辉之城”的比喻，什么东西激发了他的灵感，使他用它来比喻理想化的美国社会？里根并不会解一般均衡经济学中的联立方程，但是他却明了那种社会秩序视界，它也许是抽象的，但却表达着包涵更多光与热的原理。这种视界，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视界，一般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核心而又朴素的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对亚当斯密的“简单自然的自由制度”，即使是含糊地理解，也能启发出一种精神，能够创造某种灵魂，由此可造就某种内部一致的、统一的哲学思想，从而为仍处于混乱状态的内在的心灵带来秩序。
当然，启发式的因素的第一条就是个人渴望自由，渴望免于他人的强制性权力，这种因素可以说为几乎所有人所共有。然而第二个因素才是更根本的：不存在向他人施加权力的欲望。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古典自由主义跟霍布斯是势不两立的：霍布斯把人设想为是普遍地寻求个人权力和权威，霍布斯本人没有赞成自由主义视界，他不能理解有可能存在某种理想化的社会互动结构，在其中，没有人向他人施加权力。在扩展的市场秩序理想化的运转过程中，每个人在每一次交易中都有不用花费成本的退出的选择权，从而完全消除了对与之交换的人的自由裁量权。他人所施加的威压被彻底消灭，每个个人真正“处于自由状态”。
当然，这种描述是对可能存在的某种社会秩序的理想化，不过，作为一种理想，这样一种想象的秩序，能够为一个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选择的世界，提供令人鼓舞的和规范性的前景。
构成为美国精神或美国灵魂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受到美国建国之后头一个世纪一直存在的边疆的很大影响。边疆为什么如此重要？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对边疆进行解释，可以说它保证了一种退出选择，由于存在着边疆，就严格地约束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人们普遍地都没有能够认识到，有效运转的市场秩序也需要边疆这种一种机制，它能够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一个退出每种关系的选择。
古典自由主义在哲学上能够自足，因为它已经看到了光，因为它已经理解了一种可能的社会秩序背后隐藏的法则。因此，根本就不用惊奇，那些似乎最好地表达了古典自由主义灵魂之原理的人们，正是那些经历过从社会主义视界的转换的人们。我把我在三一学院（Trinity University）的系列演讲定名为《重生的经济学家》（Born Again Economist[1]）。在讲演中，我回顾了我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在那里聆听了Frank Knight和Henry Simons的教诲之后，我从热烈的社会主义转向了古典自由主义，而且是很快实现这种转变的。在我看来，芝加哥能给予人们的正是光而不是热。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能分享某种经历，而不包括我的古典自由主义灵魂之形成过程。我现在仍然有些迷惑，如果从来没有看到过光，如果在没有个人经历刺激的情况下而去理解自由主义视界所蕴涵的一切，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 再提宪政 一个必要的关键性的步骤，是退出在日常政治中，对所面临的政策选择问题讨论所进行的积极的辩护。当然，对绝大多数选择，自由主义都有一个表明立场的问题。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如果卷入政策泥潭，玩起政治游戏，确实难免会“弄脏自己的手”。政策论辩可能分散我们的精力，使我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包容性的结构——宪法——在宪法框架内所有讨论才能得以展开，而只有从宪法出发，才能做成决策。
古典自由主义在具体的政策立法上的“胜利”（比如租金管制），甚至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士在选举中获胜（比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使人产生了一种幻想，似乎作为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洞悉了公众的态度。那些曾经为整整两个世纪的事业之灵魂奋斗的人们，在1980年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在观念上和实践上失败之后，却似乎沉睡过去了。似乎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保姆国家（nanny-state）、家长制度（paternalist）、重商主义、寻租性的政权，是从政治哲学的真空中出现的。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具体地向公民论证，强制性地施加价格和工资管制，所导致的损害将超过任何可能的收益。当然，这样具体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者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然而我们对下面两种情况作出区别：一种是用做分析的例证，另一种是全副身心投入到当下的政治争论中。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注意力只局限于构思和表达无所不包的政治体系，只求透过这种体系的实施在基本的宪政结构上实现重大和激进的变革。政治活动，就其绝大多数情况而言，都是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推进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支持某种具体的改革建议的相应论辩，应该强调它与自由主义秩序之整合性哲学，把具体的政策建议放在更广阔的《自由宪章》的背景下，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实用主义的功利算计。这里所说的自由宪章是哈耶克的巨著的标题，我是想提请注意哈耶克本人的行为。就我所知，哈耶克从来没有就具体的政策问题，与其思想上的敌人交锋，不管是在美国、英国、奥地利，还是在德国时，均是如此。相反，他的重心始终在于，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内在一致的哲学立场的基础上。实际上，从一开始，哈耶克就致力于宪政对话。（constitutional dialogue）。
在1947年创建朝圣山学社时，哈耶克呼吁回到第一个原则，呼吁复兴政治哲学论辩——这种论辩将维系及再造我们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破产，并没有减弱哈耶克教诲的正当性。在特定的层面，公共和知识精英现在也许确实对扩展的市场秩序的组织原理有了比较准确的抽象理解。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确实“保住了理念”。然而，这种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解与政治改革实践中的哲学连贯性之间巨大的鸿沟，仍然存在着。必须形成某种公共的自觉意识，始终如一地认识到集体行动的限度，甚至不存在任何提倡社会控制的整合性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听任政治学对寻求互相利用的竞争性联合的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那么，潜在的价值必将被毁灭，我们也将丧失自由，其后果完全跟集体性指令体系下被误导的努力所导致的僵化一样。是的，我们可以期望什么人奋起支持这种“争取普通人的政治学？”（politics as competition for the commons）梦想之境在哪里？古典自由主义灵魂的复苏，也许超出了对21世纪的现实的期望。然而我们这些自己觉得已经一窥光辉之城的人们负有道德上的义务，继续努力，使亚当斯密、詹姆士麦迪逊、哈耶克(当然也有里根总统)所曾经梦想的那个社会，能够变成现实。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取向
自由主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