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发展
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激进思想，主要是以杜尔哥、孔多塞和西哀士等人讨论政治问题所采用的形式，主导着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及其欧洲邻国的进步舆论。只是在复辟之后，才能说又有了明确的自由主义运动。在法国，它于七月王朝期间(1830?848)达到高峰，但在这个时期之后，它仍局限于少数精英中间。它由若干不同的思想路线组成。做出过重要的努力、把自己认为的英国传统加以系统阐述并应用于欧洲大陆的人是贡斯当，19世纪30和40年代，一批在基佐领导下，被称为“教条派”(doctrinaires)的人，又使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的纲领，史称“保障主义”(guarantism)，基本上是一种对政府施以宪法限制的学说。刚刚成立的比利时国家的1831年宪法，便是这个构成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自由主义运动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典范。这一传统虽然主要来自英国，但它也属于法国或许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
不过，支配着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类型，从一开始就使它和英国自由主义大不相同的特点，可以从它对自由的思考中找到最好的说明：它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教权、反宗教和普遍反传统的态度。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其他罗马天主教地区，同罗马教会持继不断的冲突，成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以至在许多人看来，那就是它的首要特征，尤其是在这个世纪下半叶教会开始同“现代主义”对抗，从而反对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的改革要求之后。
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直到1848年革命之前，同英国的自由主义相比，法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像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地区一样，同民主运动结成更为密切的同盟关系。当然，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运动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代。除了这个世纪中叶一个短暂的时期棗当时自由贸易运动激发了自由主义团体棗之外，自由主义对法国的政治发展再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1848年之后，法国思想家也没有对这一学说有过任何重要的贡献。
德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却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那里确实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虽然受到英国和法国思想的很大影响，德国自由主义的三位最伟大和最早的人物棗哲学家康德、学者和政治家洪堡以及诗人席勒，却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改造。康德沿着与休谟类似的路线提出一种理论，集中论述了法律维护个人自由以及法治(或如德国人所知，Rechtsstaat棗法治国)的概念；洪堡在一部早期著作《论政府的范围和责任》(1792)中，描绘了一幅国家仅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图景，此书当时仅发表了一小部分，但当它终于在1854年出版(并被译成英文)之后，不但在德国，而且对不同的思想家，如英国的约翰·穆勒和法国的拉布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后，在使德国有教养的公众熟悉个人自由的理想这方面，诗人席勒大概发挥了比任何其他个人更大的作用。
在普鲁士的施泰因改革时期，出现了采用自由主义政策的早期发端，但随即被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反动时期所取代。直到1830年代，普遍的自由主义运动才开始发展，然而就像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它从一开始就同一种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舨而言，德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宪政运动，在德国北方，它较多地受英国模式的指引，南方则更多地受法国模式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对于限制政府专权的不同态度上，在北方，出现了一种相当严格的法治(或Rechtsstaat)观，而在南方则更多地受法国人有关权力分立解释的引导，它所强调的是行政权独立于普通法庭。不过，在南方，尤其是在巴登和弗滕堡，在罗特克和维尔克周围出现了一个比较活跃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团体，他们在1848年革命前的时期，成为德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中心。那场革命的失败导致了另一个短暂的反动时期，但是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期，德国似乎一度是在迅速走向自由主义秩序。在这个时期，明确建立法治国家的宪政和立法改革似乎就要大功告成。或许，1870年代中期必须被看作是欧洲自由主义运动获得了最大的影响并向东扩展最远的一个时期。随着德国在1878年转向保护措施，以及俾斯麦大约在这个时期采取了新的社会政策，这场运动开始逆转。兴旺了不足十几年的自由派便迅速衰落了。
无论在德国还是意大利，当自由主义运动失去了同民族统一运动的合作时，它便会出现衰落。所取得的统一会把目标指向国家的加强，更有甚者，工人运动的出现，也会使自由主义失去“进步”政党的地位，而在这之前，工人阶级中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人，是一直支持这种政党的。
5.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看上去最接近于实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在那里，这些原则中的大部分似乎不但被强大的自由党所接受，而且也被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甚至保守党也经常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工具。使英国在欧洲其他地区看来成为自由主义制度之典范的伟大事件，有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1832年的改革法案，以及1846年保守党人皮尔对谷物法的废除。此后，自由主义涉及国内政策的主要要求已得到满足，精力便集中到了建立自由贸易上。1820年由商人请愿会(Merchant's Petition)发起，又由反谷物法同盟从1836到1846年持续开展的运动，特别得到了一个激进派团体的推进，他们在科布登和布莱特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种比亚当·斯密及其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原则所要求的还要极端的自由放任立场。他们压倒一切的自由贸易立场，同一种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干涉主义、反好战主义以及厌恶一切政府权力扩大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公共开支的增加主要应归咎于对海外事务不必要的干涉。他们的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央政府权力的扩大，他们希望大多数改革是来自地方政府或自愿组织的努力。“和平、减少开支和改革”，成为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口头禅，而“改革”更多地是指消灭昔日的弊端和特权，而不是指扩大民主，只是在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时，这场运动才同扩大民主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到了1860年的科布登英法条约时，这一运动达到顶峰；该商业条约导致了英国自由贸易的建立，并带来一种广泛的希望，以为自由贸易不久便会普遍得势。当时在英国也出现了像格拉德斯通这样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先是担任财政大臣，后成为自由党的首相，被普遍视为自由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尤其是在帕尔默斯通于1865年去世，布莱特成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助手之后。由于他的缘故，英国自由主义又重新和一种强大的道德和宗教观点结合在一起。
在19世纪后半叶的知识圈里，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有着热烈的讨论。哲学家斯宾塞是极力提倡个人主义的最小国家的一位卓有成效的鼓吹者，他的立场与洪堡相类。不过，约翰·穆勒在其名著《论自由》(1859)一书中，将批判主要指向舆论的专制而不是政府的行为，由于他对分配公正的提倡，并且他在另一些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理想普遍抱有同情，因此为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转向温和的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这一趋势由于哲学家格林的影响而得到明显的加强，他强调国家在反对占上风的旧式自由主义者的消极自由观方面，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自由主义学说尽管在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里遭到许多来自自由主义团体内部的批判，自由党也开始失去新兴劳工运动的支持，但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的主导地位仍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并且成功地抑制了保护主义要求的复兴，尽管自由党也未能免于受干涉主义和帝国主义因素的逐渐渗透。大概坎贝尔·班纳曼政府(1905-1908)应当被视为最后一届旧式自由主义政府，而在他的继任者阿斯奎斯的领导下，开始采取了一些让人怀疑不太符合旧式自由主义原则的新的社会政策试验。不过大体上可以说，英国自由主义政策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是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的优势才告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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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原则
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再探讨——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