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
以道德为目的治国，作为治国的一项规定，主要有以下意蕴：其一，治国必须走出非道德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的误区，必须有道德方面的目标设计、目标定位和目标定向；其二，治国必须有道德建设方面的战略和策略以及计划、方案和举措，也就是说，必须把道德建设列入国家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中；其三，治国必须有道德建设方面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其四，治国必须有道德建设战略目标的指导，也必须坚持一定的道德建设目标，决不能陷入物质主义的误区。可以说，道德建设也是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
以道德为目的治国，必须避免几种倾向：一是唯道德主义倾向或绝对化倾向，即把道德视为治国的最高目标乃至唯一目标，试图建设纯粹道德化的国家和社会。而纯粹道德化的“理想国”或理想社会，不仅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也是不理想的。二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倾向，即设定过高的道德建设目标，对人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勿视最基本的社会道德需求，勿视底线层次的道德之建设，实践表明，这种做法难以达到德治的目的。三是过度的政治化倾向。即把道德目标与政治目标混为一体，仅仅在政治范畴内讲道德建设，并仅仅从政治需要出发设定道德建设目标。当然，把道德建设作为治国的一项目标任务，就意味着道德建设具有政治意义。但却并不意味着必须仅仅从政治需要出发来设定国家道德建设的目标。因为道德建设具有政治性并不构成仅仅从政治需要出发来设定道德建设目标的理由。我国以往的道德建设经验表明，仅仅从政治需要出发来设定道德建设目标乃至进行道德建设活动，不仅不能造就国家或社会的良好“德治”状态，而且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道德进步造成危害。
论政治法治化
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