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古老的中国推上了师夷的征程，也翻开了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展的第一章。虽然这一阶段西方民权思想并不在师夷的范围内，但思想界已潜滋暗长着对民主制度的歆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之情。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①的《瀛环考略》、姚莹的《康yóo＠②纪行》及梁廷楠的《合省图说》，到洪仁轩的《资政新篇》等，都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及美国民主共和政体同时介绍到中国来，毫无成见地给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以高度评价。如魏源就认为美国既不专制又不世袭的民主制度，比起乾纲独断的中国式的“古今官家之局”优越得多，又“公”又“周”，尽善尽美。（注：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十八。）他还称赞实行民主政治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注：魏源：《大西洋瑞士国》，《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十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徐继＠①称赞打了天下而不做皇帝的华盛顿“几以天下为公”，像中国古代尧舜那样了不起。（注：徐继＠①：《瀛环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时期，冯桂芬公开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优于中国，并把“君民不隔不如夷”作为改革的重点。洪仁轩的民主建议更多，甚至要求一切大政均“宜立法以为准”。冯、洪的意见表明，到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已由“临渊羡鱼”转向“退而结网”，开始考虑如何限制君主专制的问题了，但尚未提出在中国建立何种民主政体为宜的主张。
这一时期虽然对西方民权思想有了一些零星的引进，但整个思想界还几乎对这种迥异于专制的民主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即便是魏、徐、洪、冯等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对于民权的认识更是浅薄而模糊。因此这个阶段整个格调是低沉的。但没有序幕就没有高潮，此后的民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时代的主流。
二、议院期——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发端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端的重要分水岭。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未败乞和，洋务运动期间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被法军摧毁，洋务运动的自强方案受到了第一次检验。面对新的民族危机，早期改良派滋生了对清政府的不满以及对洋务自强运动的怀疑，并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魏源等思想家所钦羡的西方民主制度——一种可以修正现行国家政体的新体制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而对西方的实地考察更加深了其对议院制度及民权思想的认识。马建忠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初到（法国）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强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本末焉者也。”（注：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纪行》卷二， 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3号，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79—80页。）郭嵩焘讲得更明确：“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 页。）这种学理上的本末观的根本分歧，使早期改良派逐渐背离了仍偏重“变事”的洋务派，开始了变政教、开议院的理想设计。
早期改良派把得民心与政教同视为富强之本，实际上已窥到了西方政教的民主性。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他们设计了“君民共主”的议院方案以体现其微弱的限制君权和提升民权的要求，这一以“君民共主”的方式体现民权精神的阶段就成为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发端。
近代民权思想纯粹是西方精神文化的产物，它一经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相遇，就存在被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改造。”（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50页。）早期改良派作为文化承受的主体，很自然地会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对西方近代民权思想加以改造。正是这种改造的属性造成中国早期民权思想“内中外西”的思想走向和议院设计的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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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