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君权与民权的体认上，对西方文化而言，民权与民主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对中世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但早期改良派却对民主和民权进行斤斤分辨：“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权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国之谓也。”（注：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第44页。）这样中国早期的民权思想就具备了双重含义：它一方面包含了对世袭君权不容置疑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根本否定。而民权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使君权“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恢复以君权为中心的“三代之隆”之治；民权思想的立足点，不是从学理上对封建君权的反叛，反而充分肯定了君权本身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君者，民之父母也”。中国传统的君权权威仍然是坚不可摇的权力中心，从西方舶来的民权只能依存于中国的君权权威，并站在外围以辅佐君权，弥补和完善君权的偏失不足。这样的民权，被作为君权永固的手段，只能以君权的附庸存在，其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中国早期的民权思想完全背离了否定君主专制的西方民主精神。“君民共主”的理想是要“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注：陈炽：《庸书·议院》，《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 意即要君权与民权共存共荣，但由于民权对君权的依存关系，注定了君权与民权不可能是平等的共存关系，只能是一为主，一为辅，一在内，一在外。
其次，在思想根基上，早期民权的深层内蕴和思想精神的实质，凝结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力量——纲常名教。纲常之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石，是直接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神髓相对立的。早期改良派表面上虽然提倡民权，但骨子里仍是以传统的尊卑等级、伦理纲常为价值取向的。陈炽说：“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弃棋。其贤者尚守前规，不肖者不思自取……大乱方滋，隐忧未艾，此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注：陈炽：《庸书·审机》，自强学斋治平十议版，第19页。）断然否定了民权思想的精义——自主之说。黄遵宪批评平等博爱的态度更鲜明：“推尚同之说，则谓君民同权，父子同权矣；推兼爱之说，则谓父母兄弟同于路人也。天下不能无尊卑、无亲疏、无上下，天理之当然，人情之极则也。”（注：黄遵宪：《学术志》，《日本国志》，清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卷三十三。）因而，所谓“民权”也必须以维护“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规范为主旨。然而，抽取掉平等、自由、博爱精神的民权思想，无异于挖空了瓤的空壳，已失去了其应有的反封建的力量和走向近代文明的内驱力。
再次，在形式与内容的体认上，早期改良派直觉地把握了西方近代民权思想的外在形式——议院制度，却对其神髓——自由、平等、人权如弃敝屣。这种对西方民权思想流于表面的体认使早期改良派呈现出一种舍本逐末的倾向，一边是积极要求开议院，一边对平等自由表现冷漠排斥，事实上，这正是早期民权思想的严重缺陷，即议院与民权脱节，形式与内容的互异。这也是“内中外西”精神实质的矛盾体现。
议院设计的似是而非是早期民权思想的又一个特点。议院制度虽然只是西方民权思想的外壳，但也被早期改良派经过斟酌变通而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改造。
首先，在形式上，早期改良派主张“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注：《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而“泰西之良法”，薛福成认为“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注：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四，清光绪辛丑年石印本。）但英德的君主立宪制虽善，却又“君权过轻”，所以最后确立的是一种“民权不过重”，“君权不过轻”的“君民共主”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貌似而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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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