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民权思想除了以上两个特点外，还表现了强烈的功利性。“倡民权”、“设议院”，归根到底是为了“安内攘外”，“君国子民”，“保太平之局”，（注：《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为王者师”功利品性的光大。应该说，这是“救亡御侮”的沉重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整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也正因为救亡御侮任务的紧迫性，导致了早期改良思想家对民权精神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倾向，最终使他们失落了对封建专制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把早期民权思想所应当担负的思想启蒙重任推卸到戊戌维新思想家身上。
应当指出，由于受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幼弱、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制约，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民权思想的理解和要求确实不可能走得很远，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从西方借来了民权思想武器，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封建专制皇帝的权威，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但尽管如此，在当时条件下敢于提出议会政治和“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毕竟是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这种政治理念一经出现，便会吸引越来越多人们的注意，启迪人们进一步探索西方民主制度及民权思想的真谛，这是早期民权思想的一大功绩。
三、改良期——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次高潮
甲午战败，中国以强大的北洋海军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国人在反思战败根源时，意识到中国的战败不仅在于军事装备落后及指挥失当，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远胜于中国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
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康有为认为“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藏本，卷七、卷六按语。）而“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③之故”。（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4页。） 因而主张仿日改制，行君主立宪。这一点虽然只是对早期改良派学理的因袭，却已将改制由议论提到实践的日程上。梁启超更偏重民权，他认为“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梁启超选集》，第38页。）因此“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三卷，第96页。）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维新派高举改制与民权两面大旗，一呼而百应。“时当甲午战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72页。）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个高潮来到了。
共9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