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三世”说是康有为藉孔子的名义宣扬据乱世一升平世一太平世的进化规律，并比附西方专制一立宪一共和的三段论，以为改制成君主立宪的西方民主制度张本的思想体系。孔子在这里被打扮成一个“日以进化为义”（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5页。）的历史进化论者，被推到张民权、行改制的旗手位置上。 抛开托古改制的功利目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不可忽视的理性启蒙意义，即民主必然取代君主是世界潮流，“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州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梁启超选集》第49页。）这是民主必然性的学理依据。
天赋人权论是二十世纪最为有力的民权思想启蒙武器，严复曾把它译为古雅的汉语：“唯天生民，各具赋畀”（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8页。）并在《直报》上发表《辟韩》一文对宣扬君权神授、专制有理、君主民仆的唐代思想家韩愈《原道》一文痛加批驳，论述人民是“天下之真主也”，主权在民、君仆民主、立君为民、君可废立等一系列反对专制的启蒙思想，宣扬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在自然状态，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平等的。从来不存在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因而国君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国君违背民意而变成专制暴君，人民有权利推翻他的统治，以恢复自己的天赋人权。这一理论扭正了二千年来被歪曲的君民关系，是真正的西方民权理念的挥发。
在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论这两大思想武器的理性启发下，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他们对于封建专制的批判，对议院、民权、民智的认识都远远地超过了早期改良派，呈现出跃进式的进步。
首先，在对君主专制的认识和批判上，改良派一反早期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避讳态度，公开反对君主专制，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声势。严复首开斥君主为“民贼”、“独夫”的纪录。梁启超指出民权与君权是公与私的对立关系：“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106页。 ）谭嗣同最激进，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三纲五常，他指出，三纲之害，毒烈异常，“不唯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而“二千年来君主一伦，尤其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因此号召 “冲决君主之网罗”，（注：《谭嗣同全集》上册，第55页。）由批判专制走向推倒专制的宣传。深刻批判三纲，是涤荡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基础的前提，它比起一般地斥骂“独夫民贼”更具理论深度和批判力度，它标志着戊戌时期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已进入理论清算阶段。
其次，在议院问题上，改良派的议院设计已基本接近西方议院制的核心。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人有自主之权”、“权归于众”、“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设立议院等崭新命题，并在《日本变政考》中强调“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者”，张民权成为设议院的最终目标，与“振君威”的早期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照；康有为又提出“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藏本，卷七、卷六按语。）那么这样的议院是能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民选议院”，比早期的“钦命议院”又是一个进步；西方的三权分立说被纳入议院，“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注：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6页。）这种要君主服从宪法，又掌握着立法权的议院，意味着对君主专制的根本改造，与早期议院议而无权，议不立宪的咨询机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含有了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限制君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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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